南方日报：旁若无人的广场舞要靠法来治

　　本人居住小区的广场上新近增加了一支舞蹈队。不知是谁发明了这种舞蹈，据说能够活动肩颈、预防肩周炎。大概是疗效不错，新队伍迅速吸引了一大批中老年粉丝，短短几个月就发展成了一大门派，再次为本小区的夜间疯狂舞蹈队锦上添花。

　　多了一支舞蹈队不要紧，虽说小区广场早已被各路人马圈地占山围得水泄不通，不过，地方嘛，挤挤总会有的，生活在人口密度很高的国家，我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但自从新立这一门派之后，广场上又增加了一门低音炮。受此影响，其他舞蹈队也纷纷调高了喇叭功率，晚间活动时间噪音分贝遂呈几何级数提高。

　　前阵子，住在广场旁边的居民忍无可忍，终于报警了。警察同志的出现真是大快人心，苦噪音久矣的广大群众把两位社区警官团团包围，七嘴八舌地投诉，痛说革命家史。最后，警察同志严肃批评了舞蹈队的领队，并要求他们严格控制音量。大家普大喜奔地散场了，第二天一看，低音炮犹在，音量一点也没变小。

　　后来笔者弄明白了，虽然《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早有规定，居民区噪声排放昼间不得超过55分贝，夜间不能超过45分贝，并且也有相关规定，明确生活噪音应由公安部门管理，但是却没有明确具体的处罚措施。警察同志也很为难，总不能因为喇叭声音大了点就把人抓起来吧，所以每当接到投诉，最多也就是批评教育两句。

　　昨天，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就新的《广州市公园管理条例》开展立法前期调研，公园广场舞、广场歌噪音成为关注焦点。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这个问题将在新条例中得到解决，新《条例》将明确规定公园文体活动扩音器声音不得超过多少分贝，明确规定公园管理方、公安机关等相关单位的管理责任，并增加具体的处罚措施。

　　听到这个消息，笔者真心想拍小手。广场舞噪音问题虽小，却像牙疼一样搅得人心烦。社会生活中又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归入了法制的轨道，这也意味着，法治再一次战胜了德治。

　　我们是一个礼仪之邦，自古以来强调以仁德治天下。应该说，中国人是一个非常注重道德修养的民族。然而梁启超说，中国人只有私德，没有公德。著名文化学者尤西林指出，中国人道德的核心是友爱亲仁，这种传统的亲情之爱，一方面可能延伸扩大到爱所有人(泛爱众，而亲仁)，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你爱你自己的亲人，实际上往往包含着一种对他人的至少实在非常淡化意义上的排斥。也就是说，我只要自己好、家人好、朋友好，这个界限之外的人不管，我不在乎你怎么看我。

　　这就是为什么法治在我们这个国家显得特别重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一些完全可以依靠道德和社会舆论约束的领域，也不得不设立一个专门的法条来进行约束，这大概也是特殊的“中国国情”之一。韩非子说：“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意思是说，圣人治国的方法，不是依靠人人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恶。我们的法治，不仅要明确规定哪些行为应当禁止，而且要规定违反了该怎么处罚、罚多少钱，更要把执法权落实到具体的部门身上——执法部门多了还不行，非得一个，否则就容易引起推诿扯皮。

　　大约在大半个世纪以前，文化大家梁实秋写过一篇题为《旁若无人》的小文中讽刺国人种种违反公德的行为，比如看电影的时候用脚颠前座、在戏院大声说话吆喝。大半个世纪过去，尽管我国已经从“东亚病夫”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私德大于公德的问题却始终没有大的改观。

　　重温梁实秋在文末的那段话，仍然心酸而刺眼：“我们只是希望人形的豪猪时常的提醒自己：这世界上除了自己还有别人，人形的豪猪既不止我一个，最好是把自己的大大小小的刺毛收敛一下，不必像孔雀开屏似的把自己的刺毛都尽量的伸张。”

　　什么时候，当那些在广场、在公园、在街头跳舞唱歌的人，懂得为了不打搅他人而调小音量，或许就标志着我们接近了2700多年前孔子的理想：“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曾妮）

　　(作者为南方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