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拒为重病捐献者上门服务 涉嫌忽视自身法律义务

　　不管是行政单位还是行业组织，尤其是红十字会这样的行业组织，要特别强调服务意识。通过自身的服务，来推动社会公众自愿地投身到慈善事业中来。

　　要想让红会回归其本质属性，首先是信息公开，将红十字会的财务彻底、透明地公开；第二件事则是将红十字会去行政化；第三件事就是通过立法，让慈善组织千帆竞发

　　数百家网站转载，仅新浪网就有万名网友参与讨论。

　　引起如此强烈关注的消息是近日发生在湖北省的“武汉市红十字会拒为捐献者提供上门服务”事件。22岁湖北枣阳小伙张琪突患白血病，病危之际致电武汉市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却被告知不提供上门服务。

　　张琪于2012年6月被查出患上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后因病情严重被送到武汉市治疗。在经过骨髓移植手术后，由于基因发生突变，他的白血病再次复发。今年10月中旬，张琪病情加重。也就在这时，他萌生了捐献遗体的想法：“生病期间，很多热心人都帮过我，我也想回报社会。”

　　但当他拨通了武汉市红十字会的电话，表示了捐赠遗体的遗愿，但提出由于病情因素，询问能否提供上门登记服务时，却得到了接线员的冷漠答复：“不好意思，我们也帮不了你，不提供上门服务。”

　　然而，记者查阅《武汉市遗体捐献条例》发现，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捐献人可以自己到登记机构办理遗体捐献手续，也可以要求登记机构上门办理。

　　“耍大牌”、“冷漠”等，成为了民众对此事的看法。

　　“‘大牌’红会让爱心受挫。”不久前刚刚献血，目前正在学车的媒体人张楠向记者表示，她正考虑在拿到驾照后，签署同意死后捐献遗体的协议，“这样的决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需要下很大的决心的，但武汉红会这样的做法，让我们感觉很难受”。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些慈善机构并没有承担起自身的责任，摆正自己的态度。”北京市人体器官捐献南区工作站的工作人员王璐说，“每天面对生死以及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对于捐献器官的人，我们应给予最崇高的敬意，因为他们做的不仅仅是一个决定，而且给了别人活的希望。”

　　王璐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北京市每天都有患者因等不到器官移植而死亡。据卫生部统计数据，我国目前约有150万名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受捐赠器官少的制约，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器官来源的严重匮乏成为制约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健康发展的瓶颈。”

　　但面对如此稀缺的珍贵资源，武汉红会的态度却是如此冷漠。

　　对此，武汉红会的回应是，电话中称不能上门登记的接线员，并非红会正式员工，而是志愿者。并且，武汉红十字会目前人员紧张，确实无法提供上门服务。

　　然而，这样的回答并不能消除质疑。

　　“按照红会捐献遗体的流程，必须本人亲自填表，这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是出于严谨的考虑，但并不意味着红会不能针对危重病患的特殊情况登门服务，尤其红会作为公益组织，作为慈善机构，更有责任与义务满足社会的爱心需求。”王璐说。

　　“接线员是志愿者，那么上门登记这样的事情，难道不能由志愿者先进行第一步的上门接洽吗？”这是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提出的问题。

　　王敬波认为，既然《武汉市遗体捐献条例》已经明确规定可以要求提供上门服务，武汉红会拒绝的行为属于忽视自身法律义务的行为。

　　“不管是行政单位还是行业组织，尤其是红十字会这样的行业组织，要特别强调服务意识。通过自身的服务，来推动社会公众自愿地投身到慈善事业中来。”王敬波说，“武汉红十字会在上述事件中的服务态度令人难以接受。”

　　“红十字会作为致力于推动慈善事业的社会团体，本应更具有服务精神。但近年来，无论是从其信息公开的情况，还是此次武汉红会对于捐赠者比较冷漠的一种回答，都背离了该组织设立的初衷，也脱离了其本身的法律属性。”王敬波说。

　　王敬波认为，社会团体应以社会为基础，但武汉红会此次的表现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对社会公众缺乏有效的回应，“红会工作人员应该反思，红会的工作体系更应该改进。但自律之外也需要外部的介入和监督，比如说信息公开等。还可以由爱心人士自发组织审查委员会来监督红会，这样也能达到慈善组织和社会成员双向互动的目的”。

　　截至发稿时记者获悉，武汉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陈耘表示，待相关网上申请程序完善后，武汉市红会将考虑开通网上申请等方式办理遗体捐献。

　　对此，王敬波认为，要想让红会回归其本质属性，还应做好以下几件事：首先是信息公开，将红十字会的财务彻底、透明地公开；第二件事则是将红十字会去行政化，要尽快将行政体制化的红十字会转变为一个真正的民间组织；第三件事就是通过立法，让慈善组织千帆竞发，让红十字会在慈善的市场中竞争，增强自身能力。记者赵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