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出台文件防范冤假错案 法学专家解读

　　据新华社电 “法院要严格执行法定证明标准，强化证据审查机制。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这是继不久前中央政法委出台首个防止冤假错案指导意见后，最高人民法院昨日公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中提出的明确要求。

　　错误司法观念致冤假错案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吕广伦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要健全错案防止机制。出台《意见》就是人民法院落实上述要求的具体举措。

　　吕广伦说：“司法实践表明，错误的执法理念和司法观念，是导致冤假错案的深层原因。只有彻底纠正那些不符合法治精神的错误观念和做法，才能消除冤假错案再次发生的现实危险。”

　　《意见》提出，法院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不能因舆论炒作、当事方上访闹访和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

　　打击与保护必须并重

　　《意见》还强化了证据审查机制，提出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刑事司法的目的在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人权，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打击与保护必须并重，如果失之偏颇，就会背离刑事司法的目标。”吕广伦说。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讯问

　　首次明确冻饿晒烤收集口供应排除

　　【意见】

　　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

　　【解读】

　　细化刑讯行为指引判案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屈学武称，在办案过程中，个别司法人员在收集不到可供查明案件真相的证据时，往往凭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做出符合自己判断倾向的供述，如果不服从，可能会动用刑讯逼供手段。

　　据公开报道显示，近期最高检对近年来错案分析归纳后发现，错案相对集中于重罪领域，如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毒品案等。这些案件的共同点是上级“领导”重视甚至“限时破案”，审讯嫌疑人环境封闭，侦查活动缺少律师和检察机关监督。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意见》从审判层面上对上述行为进行了规避。对刑讯逼供的具体方式，比如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方式进行了具体认定，列举的非常清楚明白，这对于法院审判哪些方式是刑讯逼供提供了清晰明确的指引，同时更方便公众监督。

　　“如果《意见》只是笼统的讲刑讯逼供，没有对刑讯逼供行为细化，很可能出现基层法院在审判时出现认定偏差的问题。”马怀德说。

　　审判

　　不能因闹访“维稳”作违法裁判

　　【意见】

　　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因为舆论炒作、当事方上访闹访和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

　　【解读】

　　舆论负面信息应主动回应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认为，案件审理与舆情存在一定的辩证关系。对于舆论声音，法院应当予以关注。但是，法院作为独立的司法体系，更要追求法律专业性与严肃性。

　　最高法院有关负责人很赞成赵秉志的观点。他告诉记者，坚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宪法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审判的基本要求。因此，从这方面来说，法院审判案件决不能因为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

　　马怀德认为，现实情况下，个别案件的当事人及其亲属为制造影响，在网络论坛发表相对片面的信息，希望法院能作出有利于他一方的判决。个别案件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要做的就是第一时间对这类舆论进行回应，审判过程决不能受此干扰。

　　赵秉志也表示，对于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出现的站不住脚的舆论声音，当事方的闹访等问题，法院应该敢于应对，及时回应。同时，法院还应主动公开案件进展信息，这样媒体和公众都会认为法院案件办理公开透明，出现负面声音可能性也会比较小。

　　判决

　　证据不足 不得“留有余地”判决

　　【意见】

　　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

　　死刑案件，认定对被告人适用死刑的事实证据不足的，不得判处死刑。

　　【解读】

　　细化证据不足认定标准

　　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认为，《意见》重点提及了这一条款。可以说，该条款是秉承“疑罪从无”、改变“口供至上”理念的细化，对定罪证据不足案件的审判具有具体的指导意义。

　　张立勇称，在以往“疑罪从有”“口供至上”的审判理念中，由于对口供的过度依赖，即使证据不充分，尤其是影响量刑的证据不充分，也可能做出对当事人不利的判决，甚至是“留有余地”的判决。《意见》分别对“定罪证据不足”、“影响量刑证据存疑”、“适用死刑事实证据不足”三种情况的审判标准进行界定，可以避免在实际审判中出现类似问题。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表示，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但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等现象，为案件质量埋下了隐患。要彻底摒弃“有罪推定”、“宁错勿漏”的错误执法观，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必须以证据为根据。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从理念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重审

　　二审查清事实不得发回重审

　　【意见】

　　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清事实的，不得发回重新审判。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上诉、抗诉后，不得再次发回重新审判。

　　【解读】

　　减少发回重审避免踢皮球

　　马怀德称，在现实司法审判中，一审、二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和判断存在偏差并不少见。由于在程序上没有具体规定，甚至容易出现一审、二审法院互相“踢皮球”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一审法院担心案件审结上诉后二审改判，在审判过程中提前与二审上级法院沟通，沟通后遵照上级法院的意见判决。这直接导致这类案件上诉至二审法院后，二审法院盲目的维持原判。上级法院的监督职责就会失效。

　　马怀德认为，《意见》的核心是对二审法院发回重审进行了限制。对于“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上诉、抗诉”案件，二审法院应主动公正审理，减少发生冤假错案的可能性。

　　追责

　　承办法官为案件质量第一责任人

　　【意见】

　　合议庭成员共同对案件事实负责。承办法官为案件质量第一责任人。合议庭成员通过庭审或者阅卷等方式审查事实和证据，独立发表评议意见并说明理由。死刑案件，由经验丰富的法官承办。

　　【解读】

　　细化案件责任到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奋飞介绍，一般每一起案件，一审、二审法院的合议庭都要对案件负责。《意见》中着重强调了“对案件事实”负责，并确认“承办法官为案件质量第一责任人”。

　　该规定一方面细化了案件责任，具体到人；另一方面对合议庭成员、承办法官也起到保护的作用。由于目前各级法院对案件审理的“行政化”仍然存在，部分案件审判的决定权在主管副庭长、庭长，甚至是主管副院长和院长，合议庭和承办法官的角色很尴尬。《意见》确定“第一责任人”实际上是一种“去行政化”的尝试，不过真正消除法院系统长期存在的“行政化”还需要其他配套措施。

　　马怀德认为，《意见》专门提出合议庭成员“独立发表评议意见并说明理由”，实际上这是以“书面化”的方式来留存审案各个环节的意见。如果合议庭、主审法官甚至法院上级领导作出了不符合事实的判决，都会有文字上的留存，可以根据留存内容追究责任，这从程序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对于“死刑案件由经验丰富的法官承办”，李奋飞表示，死刑案件涉及生命权，审判时尤其要慎重，经验少的法官审案时容易出现对案件事实和法律认识的偏差，由经验丰富的法官承办可以减少错判的可能性。

　　考核

　　不得以上诉率改判率评价办案

　　【意见】

　　建立科学的办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不得以上诉率、改判率、发回重审率等单项考核指标评价办案质量和效果。

　　【解读】

　　避免背离司法本义

　　马怀德认为，以往各级法院在对下级法院考核办案绩效指标时都会以上诉率、改判率、发回重审率作为考核的单项指标之一，评价办案质量和效果。如果上诉率、改判率、发回重审率过高，对法院的工作排名将会有不好的影响。这种考核方式实际上是将司法“行政化”。

　　李奋飞也认为，在司法程序中，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案件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对判决不当的案件依法改判，这是司法提供给案件双方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救济之道，也是正常的司法程序。如果以上诉率、改判率、发回重审率作为考核指标，这会导致下级法院为了减少上诉率、改判率用各种方式阻止当事人上诉，甚至于“跑”上级法院避免改判，这不利于公正司法，背离了司法本意。

　　李奋飞表示，改判是诉讼法意义上的再次裁判，是正常的法律救济程序，不应因为改判率的考核变成对一审法院的责难。取消上诉率、改判率、发回重审率，可以让一审法院的主要精力更多地用在公正审理案件上，减少一审法院的其他顾虑。监督一审的裁决和法官枉法裁判，可以通过错案追究责任等其他方式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