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的关系

　　严格规则是法官在裁判过程和裁判结果中准确适用法律，尽可能排除非法律因素在案件审理中的影响。其反映的是法律规定与案件事实绝对一致的法律理想主义，在价值取向上是法律至上，但这在古今中外的司法实践中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法律有其局限性，具体表现为：其一，调整范围的有限性。法律只是社会调控手段的一种，其调整的社会关系有特定范围，道德、宗教、风俗习惯与政策等其他社会调控手段调整的社会领域法律并不涉及。其二，不合目的性。法律的普遍性决定了法律在适用对象上注重一般性而忽视特殊性，适用于一般情况下的法律在应用于个别情况时可能导致不公正，有违法律追求公平与正义之目的。其三，不周延性。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立法者不可能制定涵盖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律，尽管其竭尽所能，但仍有可能在法律中留下众多的空白与漏洞。其四，模糊性。法律条文的载体是语言，一方面由于语言表意的有限性，对一些客观事物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另一方面部分词语与语句的表意具有歧义性。其五，滞后性。由于法律具有确定性，一经制定便保持相对稳定，而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却是不断变化的，如此便造成法律常与现实社会生活或多或少的脱节。

　　为了克服法律的局限性，实现法律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合法与合理的统一，需要法官的自由裁量对严格规则加以补充与救济，以达到维护司法公平与正义、提高当事人与社会公众对司法审判的信任感与认同度之目的。

　　自由裁量也称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在办案中，当法律出现漏洞、空白与冲突时，综合法律规定、法律精神、公共政策、风俗习惯与社会公众认同度等法律与非法律要素，在法律问题上独立分析与判断，最终作出公平正义与合法合理裁判的权力。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效补充了严格规则的不足与缺陷，克服了法律局限性，它一方面要求法官遵循合法原则，在审理案件中要依据法律的规定，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持中立，排除干扰，确保裁判过程与结果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另一方面它要求法官遵循合理原则，在办案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法律的因素，还要考量非法律因素，确保裁量结果与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普遍理解与评价相契合，以达到提高社会大众对司法的认同度与信任感之目的。

　　自由裁量权作为一种权力，具有强制性、易变性与扩张性等权力的共性，如不对其加以有效规制，授予法官绝对的自由裁量权，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无疑会为司法腐败打开大门，同时绝对的自由裁量权还会使法官容易形成傲慢、专横与刚愎自用的恶劣作风，任意运用与解释法律，使“法治”蜕化为“人治”，破坏法律的统一适用，损害司法权威与法律尊严，使社会公信力在现实中受到严峻挑战，基于此，为了防范自由裁量权不被滥用的风险，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效规制必不可缺少，而通过法律制度这种严格规则规范自由裁量权是最有效的方式，如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1条第2、3款规定：“如无相应的法律规定，法官应根据习惯法；如无习惯法，则依据他作为立法者可能制定的规则进行裁判。”第2条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这就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条件、行使原则与法律适用方法等方面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了有效的规范，使其不得被滥用。一般说来，在具体的立法实践中，为了防范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风险，应从自由裁量权的涵义、行使条件、行使原则、证据运用方法、法律适用方法、利益衡量方法、诉讼程序、审判组织、裁判文书、法官的任职条件、法官的伦理与业务素质、监督管理与权力滥用的防范等方面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与司法的权威，确保公平与正义的实现，使司法公信力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综上所述，在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二者的关系上，自由裁量是严格规则的必要补充，严格规则是自由裁量的有效规制，严格的规则与适当的自由裁量权相结合是实现实质正义与个别正义的最优方案，只有在司法过程中把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结合起来，才能彰显法的公平与正义价值，才能使司法裁判过程与结果获得当事人与社会公众的认可与接受，从而提高社会公众对司法审判的信任感与认同度，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作者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