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广告法》“借法执法”难禁垃圾广告

　　■ 社论

　　鉴于公民受广告骚扰的“损失”较难举证，《广告法》有必要直接规定一个赔偿“起步价”，或者引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机制，让违法者感受到群体诉讼的压力，不敢以身试法。

　　2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在其官网上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修订草案)》(下称《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草案》的亮点颇多，但最引起关注的还是：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向其手机或个人电邮发广告。

　　这一措施切中时弊，饱受垃圾短信、垃圾邮件骚扰的民众纷纷点赞表示支持。但是，一个随之而来的现实问题是，中国目前手机用户数超过10亿，电子邮件用户也数以亿计，如此庞大的市场、复杂多元的广告发布主体，又是较难取证的电子广告，监管难度不言而喻。公众在点赞之余，不免担忧：法律能否得到落实，权利会不会走空？

　　其实，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草案》，跟舆论中的“未经同意不得发广告短信”有一定的差别——《草案》第四十五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或者当事人明确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或者个人电子邮箱发送广告。换言之，这等于是把禁发广告的红线，从“事先征得同意”退至“当事人没有明示拒绝”。

　　对于违法责任，《草案》规定：违反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向个人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或者个人电子邮箱发送广告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电信管理的规定查处。

　　如此一来，就把处罚电子垃圾广告的责任交给了电信行业管理部门，而且处罚的依据也不是《广告法》本身，而是要借电信行业的规定来“借法执法”。这可能将公民不受电子广告骚扰的权利打了折扣，将涉及亿万公民切身利益的《广告法》执法，退回到了电信的行业管理。

　　首先，目前电信行业法规并不健全，2006年原信息产业部《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管理办法》仅处罚垃圾邮件；对手机广告、电话营销广告本身，并没有见电信行业有直接规定。如果使用“借法执法”模式，届时电信部门可能面临“无法可借”的僵局。

　　其次，手机垃圾广告涉及面广，而工信部或者各地无线电管理局，并不像工商部门那样有丰富的权力终端，执法人手如何保障？

　　再次，手机广告的市场份额巨大，而电信管理部门本身与几大电信运营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恐怕管理机制还需要理顺。

　　这次《广告法》草案其实是赋予了公民免受电邮、手机垃圾广告骚扰的权利，那就有必要让民众成为自身权利的实现主体。

　　因此，《广告法》有必要赋权受垃圾邮件、手机广告骚扰的公民，直接起诉广告发布者、广告主；鉴于公民受广告骚扰的“损失”较难举证，《广告法》有必要直接规定一个赔偿“起步价”，或者引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机制，让违法者感受到群体诉讼的压力，不敢以身试法。美国《2003年反垃圾邮件法》就明确赋予公民的起诉权利，配合高额的赔偿金，震慑效果显著。

　　同时，应理顺处罚机制，新《广告法》要对发布垃圾电子广告做出独立的处罚规定，并且由作为广告业监管主体的工商部门直接执法，不能退回借电信行业规定的“借法执法”模式。如此《广告法》才算是“有牙齿”的，公民权利才能得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