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通报18起性侵智障女案 监护不力非唯一原因

　　“三八”妇女节将近，对女性权益的关注又重新升温。不过，残障女性作为更加边缘的群体，其声音却一直“缺席”，权益被损害的情况也更加严重。昨日，深圳市检察院通报称，仅2013年，深圳市检察机关即受理审查起诉性侵智障女性案件18件21人，其中猥亵妇女案2件2人、强奸案16件19人。

　　衡平机构执行理事、律师黄雪涛表示，要防止智障女性受到侵害，关键是形成以律师、社工、社会组织等为主体的社会支持体系。要有人愿意听她们说话，听得懂她们说话。

　　现状

　　案件隐蔽难以发现多次被性侵概率高

　　18岁的赵兰(化名)是一名智障女性，仍在上初中，说话也口齿不清。去年2月，赵兰在放学路上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张某发现她“有点傻傻的感觉”，于是带她去吃东西，后又多次将赵兰带到旅馆发生性关系。直到半年后，赵兰的母亲才发现她已怀孕26周。

　　昨日，市检察院通报去年受理审查起诉性侵智障女性的案件。市检察院公诉一处检察官余宏文表示，赵兰的案例并非个案。据不完全统计，去年深圳各级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性侵智障女案件18件21人，其中猥亵妇女案2件2人、强奸案16件19人。

　　在余宏文看来，性侵智障女性的案件往往呈现几个特点，一是比较隐蔽、难被发现，二是多次被性侵概率高。“智障女性的认知能力往往较弱，甚至不懂得如何去表述、控告，造成被性侵后寻求法律救助的概率偏低。”

　　统计数据显示，案发后，几乎没有智障女性直接报案。2013年发生的16件强奸案中，有8件案件的被害人多次被强奸，“其中有3件是被害人被多次强奸致孕后，家属才发现并报案。”

　　难点

　　性侵智障女性取证难定罪难

　　“案情一般发现得晚，被害人也缺乏证据意识，造成实物证据、视听资料等难以提取。很多被害人甚至讲不清楚如何‘被欺负’的，这种情况下要形成证据链，其难度可想而知。”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梓表示。

　　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廖庆南则表示，在司法上，对这类案件也比较难界定。“按照一般强奸案处理的话，这类案件很多都不存在暴力或胁迫情形，很多被害人是被骗发生性关系的，犯罪嫌疑人也辩称是‘双方自愿’。”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明知女性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的)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但这只针对重度智障，对于中度或轻度智障，认定就很困难。”廖庆南说。

　　疑问

　　是监护人看管不力还是社会关注不够

　　“从案发情况看，智障女被性侵，其家庭监护有疏漏，甚至缺失。”李梓表示，从受侵害案例来看，有的是被父母责罚后一个人负气出走，有的是独自在外打工，甚至还有些长期在外流浪拾荒，“如果能从源头上保护，就可以大大降低她们被性侵的风险。”

　　在廖庆南看来，监护人监护不力并非唯一原因，整个社会对智障女性的关注度也不足。“如果大家看到智障女性被男性哄骗时能及时伸出援手，那她们会安全很多。”廖庆南还表示，他希望有更多的社会组织，通过多种形式增强智障女性及其监护人的安全防范意识。

　　■专家观点

　　衡平机构执行理事、律师黄雪涛：

　　“通过培训提高她们的防范能力”

　　在黄雪涛看来，智障女被性侵这类问题能到检察院层面的，只是冰山一角。“要有社会组织介入，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是要提高智障、精障女性防范侵害的能力。”

　　黄雪涛认为，由社工、社会组织为这一群体提供培训和支持，尤为重要。“可以通过培训提高她们的防范能力，也可以让她们自己去结交朋友，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有了安全的环境，她们可以自主选择，各种侵害就会减少。”

　　黄雪涛还表示：“智障女性不是任人摆布的动物，她们可以行动，也有能力行动，不是所有的性关系都要认定为强奸。特别强烈的保护也是不对的。关键是要为她们创造一个相互关爱的环境、聆听的环境，要有人愿意听她们说话，听得懂她们说话，这样她们才有行动和选择的自由。谁能听得懂她们说话？社工和社会组织。而且，她们也可以制衡监护人，什么事情都交给监护人，也可能出现智障女性的性自主权被剥夺的情况。”

　　资深精障社工张伟：

　　“不要完全限制她们恋爱的权利”

　　曾在精神障碍领域服务4年的资深社工张伟表示，香港的经验值得深圳学习。张伟表示，香港的复康会、邻舍辅导会在培训智障、精障群体方面，已经做得很完善。“从小孩启蒙时，就会教他们区别妈妈和爸爸，区分男性和女性。教她们哪些部位不能碰，要用衣服盖好。被碰之后一定要大声喊‘不要’，并求助他人。这样反复多次，一般都能够掌握。但内地现在一般只会教谁是‘坏人’，这个很难判断。”

　　在张伟看来，香港的另一经验也值得深圳学习。她表示，每一个智障、精障人士的背后，都会有一个团队，不仅有家长，还包括医生、社工、律师。“很多智障人士都是在院舍、社区里活动，他们的环境相对安全，自主权也高。家长对社工比较信任，也很重视专业人士意见。”

　　张伟也表示，虽然防止智障、精障群体受到侵害很重要，但她们真实恋爱的权利也应该得到尊重，“智障不代表就是白痴，很多时候她有自知能力，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完全限制她们恋爱的权利。”

　　那如果在恋爱中出现各种问题怎么办？张伟认为，这就是社工、社会组织存在的价值，“专业人士可以帮助她们分析后果，告诉她如果谈恋爱，甚至生孩子，会出现什么情况？能不能扶养？她和男生谈恋爱，存在哪些阻力？可以怎样去解决？但最后怎样选择，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记者/张仁望 通讯员/汪林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