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汉生前两立遗嘱难阻儿孙争产 争完遗产争药费

　　七旬阿伯生前两立遗嘱 仍阻止不了儿孙争产

　　2010年10月2日，76岁的罗伯病逝。罗伯生前，因为遗产继承的纷纷扰扰，病重的他不得不两立遗嘱。而在他去世后，围绕着遗产、生前的医药费、探病金以及去世后的帛金，他的后辈们又开始了长达3年多的纠纷，官司就打了四场。在争夺房屋和股权的官司中“失利”后，其小儿子又要求十名亲属分担其已经垫付的医药费。日前，法院以赡养义务并非是以金钱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按份之债为由，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首份遗嘱是被迫抄写

　　罗伯共有三子两女，其中，大儿子、大女儿和二儿子都已经去世。经法院查明，罗伯曾经立过两份遗嘱。一份是在2010年5月26日，罗伯曾自书遗嘱，称：“最近十余年，本人年高体弱，长期罹患疾病，虽子女成伍，但惟阿明十年如一日照料我的生活起居，支付医药费，对我孝义有加、关怀备至，因而我现有的个人财产全部遗留给阿明。”

　　然而，2010年7月15日，罗伯又出具《废除遗书声明》，称第一份遗嘱是“在住院期间，儿子阿明及爱人已写下所谓的遗书，叫我照抄，并打了手印。”出院后，罗伯“觉得抄写所谓的遗书，实在对不起自己的儿女。”因此，之前所抄写的遗书作废。当日，罗伯另立《遗嘱》，称其去世后，住屋以及屋里一切杂物，屋地都归二孙子所有。股份按三儿两女一孙平均所得，已不在人世的由儿媳和女婿收。

　　第二份遗嘱获法院认可

　　2010年7月15日，罗伯将所立遗嘱之内容告知了广州市番禺区东涌镇长莫村的村干部。罗伯去世后，该村干部曾就罗伯遗产继承事宜组织家属调解。然而在2011年，针对遗产继承，阿明还是将自己的哥哥、姐姐、嫂子、姐夫以及侄子、侄女告上法院。法院根据罗伯所订立的第二份遗嘱，判决罗伯所留下的平房由其二孙子继承，在长莫村的股权则由阿明及其姐姐、嫂子、姐夫、侄子等六人平分。

　　罗伯生前

　　因遗产继承纷纷扰扰，病重的他不得不两立遗嘱

　　罗伯身后

　　围绕着遗产、生前的医药费、探病金以及去世后的帛金，10多名儿孙对簿公堂

　　生前医药费又引官司

　　在遗产争夺中“失利”后，阿明又在2012年再度提起诉讼。阿明称，2009年9月12日至2010年10月1日期间，罗伯因病治疗花去医疗费49399.69元，其中“个人缴费金额”32117.72元，均由其垫付，并提供了医疗费发票33张、门诊病历、出院记录、疾病证明书、检验报告单、CR检查报告书、阿明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据此，他要求哥哥、姐姐、嫂子、姐夫、侄子、侄女等10名亲戚分担他已经垫付的医疗费中的29198.72元，而10名亲戚则称，他们各自也都支付了部分医疗费，罗伯的弟弟亦出庭作证，称第二次住院的押金大部分是罗伯自行支付的，小部分是阿明支付。而且，罗伯将存款，亲友的探病金均交给阿明管理。

　　赡养义务非按份之债

　　番禺法院一审认为，阿明持有上述医药费票据原件，并不足以证实其就是实际支付人。阿明用于支付医疗费的银行转账金额合计7044.31元，这与其主张支付的金额32117.72元相去甚远。另外，罗伯在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存款在2010年5月其住院期间曾被人支取，金额合计14200元，而阿明持有的罗伯2010年4月26日至2010年6月5日的医疗费票据金额为14373.81元，二者金额非常接近。另外，根据罗伯订立的第二份遗嘱，其二孙子至少支付了10000元给罗伯作日常生活自理费用。而金额不详的亲朋探病金也可以支付部分罗伯的生活及医疗费用。10被告主张罗伯病逝后由阿明办理了医疗费结算，所以才持有医疗费票据，该解释符合日常生活习惯。

　　另外，因为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支付医疗费仅是其中的一部分，阿明即使支付了全部的医疗费，也不能证实其履行了较其他赡养人更多的赡养义务。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是法定义务，赡养人不履行该义务的，父母有权追索赡养费，但已履行赡养义务的子女无权向其他赡养人追索赡养费或要求按比例返还，因为赡养义务并非是以金钱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按份之债。据此，番禺法院一审驳回了阿明的诉讼请求。判后，阿明不服上诉至广州中院，日前被再度驳回。(记者刘晓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