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自称能帮人中标 收80余万好处费被法院处罚

　　女子杨某自称能通过“公关”帮助企业中标天津大都会某地段的橱柜供货项目，并与该企业签订居间合同，约定收取80余万“好处费”。后双方因费用给付问题发生纠纷。昨天上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认定杨某构成串标行为，涉案合同无效。法院收缴杨某的违法所得。

　　缘起

　　帮企业中标讨要“好处费”

　　这起串标行为发生在天津大都会的厨房用品招标之际。

　　2011年6月6日，中恒嘉信公司与杨某签订协议，该协议约定，杨某负责就涉案工程项目引荐中恒嘉信公司与建设单位直接洽谈，向中恒嘉信公司提供关于工程项目的重要信息及必要公关和技术顾问，并最终促成中恒嘉信公司与建设单位签订该工程项目一个或分期多个工程标段的专业承包施工合同。

　　协议还规定，如中恒嘉信公司获得涉案工程，工程款的5%作为费用。中恒嘉信公司先期支付了20万的费用，后中恒嘉信公司获得涉案工程。但是，在其获得2000多万元的工程款后，却拒绝支付其余的费用。

　　杨某遂将中恒嘉信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剩余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要求中恒嘉信公司给付杨某61万余元。中恒嘉信公司不服，上诉至三中院。

　　争议

　　企业称杨某没起到作用

　　在昨天的庭审中，中恒嘉信公司的代理人认为，从合同内容看，杨某要引见中恒嘉信进入招标，要透露招标的重要信息，要做相关公关工作，而这些都是违法的。此外，双方合同签订于2011年6月6日，而投标是在2011年5月31日结束的，投标结束之后，双方才签订了协议。

　　中恒嘉信认为，杨某没有到过该公司，没有到过招标现场，没有到过天津大都会，不认识天津大都会的人员，没提供过任何服务。因此，杨某对招投标结果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该公司的中标是市场化运作的结果。

　　而杨某的代理人则认为，合同签订于定标之前，中恒嘉信与天津大都会是在2012年4月份签订的合同，在此期间，杨某做了大量的工作。即使在服务成功之后，杨某也在协调天津大都会与中恒嘉信的支付款项等工作。杨某的代理人还向法院提交了招标方向中恒嘉信公司的打款记录，证实工程款已支付70%以上。

　　探究

　　法院深入调查发现串标行为

　　在审理此案期间，三中院法官发现在一审审理阶段以及中恒嘉信公司的上诉状中，中恒嘉信公司均提到：杨某涉嫌串通投标，其与杨某签订的协议应属无效协议。在二审第一次开庭中，中恒嘉信公司认为双方协议因内容违法而无效，不再主张串通投标的问题。杨某在本案一、二审过程中均否认存在串通投标的问题。

　　为了查清事实，三中院办案法官前往涉案工程的招标方天津盛世鑫和置业有限公司调取了有关涉案工程的相关证据。法院查明，杨某的丈夫是涉案工程另一家投标企业的项目负责人。

　　杨某的丈夫冯某从中恒嘉信公司拿了20万元，且冯某的公司后退出竞标，虽然中恒嘉信认为该笔款项是借款，但是，杨某提交短信作为证据，证明该笔款项就是服务费。

　　处罚

　　法院收缴杨某违法所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定，投标人之间协商投标报价等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投标人之间约定中标人、投标人之间约定部分投标人放弃投标或者中标等行为均属于串通投标。

　　三中院认为中恒嘉信公司、杨某的行为已构成投标人串通投标，损害了招标人和其他投标人的利益，故中恒嘉信公司与杨某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杨某无权要求中恒嘉信公司支付费用。根据《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诉讼中发现与本案有关的违法行为，可以予以民事制裁，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故对于双方的约定费用，法院认定并予以收缴。

　　华北电力大学民诉法教授王学棉表示，在民事诉讼中对非法所得予以收缴的行为是基于“任何人不得从非法行为中获利”的法理制定的，在串标这类非法行为的诉讼中，不管哪一方胜诉，串标行为本身都是非法的，为了不让人从这类非法行为中获利，法院因此会对非法所得予以收缴。(文/记者 李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