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刘汉等人涉黑案审理彰显程序正义

　　刘汉、刘维等36人涉黑案，是在国家加大反腐力度以及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的背景下，通过司法途径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典型案例。在该案的审理中，通过指定管辖、分案审理、公开庭审、充分质证、保障辩护等彰显了对被告人公正审判权的保护以及司法的文明进步。该案于2014年3月31日由湖北省咸宁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2014年5月23日作出一审判决，在36名被告人中，刘汉、刘维等5人被判处死刑，另有5人被适用死缓，4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2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从该案的管辖来看，2013年3月20日，刘汉因涉嫌窝藏、包庇等严重刑事犯罪，在北京被警方控制；2013年4月，公安部指定此案由湖北侦办，办理该案的侦查人员辗转四川、北京、广东等10余个省市调查取证；2014年2月20日，经指定管辖，由湖北省咸宁市检察院向咸宁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根据我国刑诉法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该案的主要犯罪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居住地均为四川，本应由四川的公安司法机关进行管辖；而根据刑诉法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由于该案属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因此应当由中级法院一审审理。另外，刑诉法又有关于指定管辖的规定，即“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指定管辖包括两种情况，其一为管辖不明的案件；其二为管辖权明确，但因为某种原因需要改变管辖的案件。该案属于后一种情况，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势和社会关系等影响该案的处理，保障司法公正和效率，采取了个案调整的方式，指定进行异地管辖。被指定的管辖地湖北咸宁，离四川较近，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调查取证和核实证据以及保护证人，提高办案效率、降低办案成本，考虑了刑事诉讼中的便利原则。

　　该案由于被告人人数众多，采取了分案审理的做法，分为刘汉等10人案、刘维等7人案、陈力铭等5人案、桓立柱等3人案、曾建军等5人案、旷晓燕等3人案、刘学军等3人案7个案件分别进行审理。在刑事诉讼中，对于案件进行合并审理还是分案审理，一般以关联性作为判断标准，同时考虑其他因素。一人犯数罪、数人共犯一罪或者数罪等情形，原则上应当合并审理。但是，如果合并审理可能带来不利的后果，如影响被告方的辩护策略、可能对被告人形成重大偏见、可能对被告人主要罪行的审判造成迟延、可能导致利害关系截然相反的共同被告人相互指控、可能导致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等，法院可以裁定进行分案审理。从该案的情况看，如果进行合并审理，可能产生上述不利后果，进而影响案件事实真相的及时查明，而进行分案审理，更能保障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因此，咸宁中级法院对于全案被告人及其犯罪事实进行了科学的梳理，采取了分案同步审理的做法，使得整个案件的庭审过程重点突出，特征显著，脉络清晰，保障了充足的庭审时间，也防止了审判的过分迟延。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法院审判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18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咸宁中级法院依据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对于该案进行了全程公开审理和宣判，被告人的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记者和群众代表共计6200多人旁听了庭审，而且广大网民也参与了讨论。该案通过公开审判，将审判过程置于全社会监督之下，增强了诉讼活动的透明度，保障了法官依法公正审判，有助于防止暗箱操作可能造成的裁判不公。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中指出：“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护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该案开庭前，咸宁中级法院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召集了有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参加的庭前会议，就案件的管辖、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对部分问题达成了共识。庭前会议具有证据开示、非法证据排除、控辩双方争点整理、沟通说服、程序分流等功能，有助于促进法庭集中审理的实现，从而提高庭审效率，保证庭审质量。在连续多天的法庭审理过程中，20多名证人出庭作证；控辩双方针对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进行了举证、质证，充分发表了质证意见。此外，还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于严重刑事犯罪和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尤其需要进行正式的法庭审判。从该案的审理情况看，刑事庭审实质化，有效避免了法庭审判走过场。

　　在该案中，共有36名被告人和49名辩护人。辩护人在庭审前均会见了被告人，并查阅了案卷材料。出庭受审的被告人均未戴手铐、未穿囚衣、未剃光头；法庭允许刘汉带助听器出庭，并且应其要求在座椅上放了坐垫；审判长依法告知了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各被告人的具体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该案的法律程序等问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与公诉人进行了激烈交锋，包括：“组织成员互相不认识”能否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能否认定刘汉、刘维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首要分子，是否必须“明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而加入”才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刘汉、刘维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是何关系，等等。法庭给了被告人充分的辩护机会，在刘汉等10人案的法庭辩论中，被告人刘汉做了长达140多分钟的自行辩护；辩护人在发表辩护意见时很少被审判长打断，充分发表了辩护意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权受到了尊重和保障。

　　总体而言，该案的庭审，彰显了程序正义的理念，公众从中看到了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看到了司法的阳光透明，看到了司法的文明理性，看到了司法的公平公正。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正是法治中国所追求的目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