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用制度的救赎取代“肖申克的救赎”

　　于英生，1962年出生，安徽蚌埠人，17年前风华正茂之际，从蚌埠市原东区(现龙子湖区)区长助理任上，被控杀妻而沦为阶下囚。于英生不懈上诉，终于沉冤昭雪，重获宝贵自由，被称为现实版“肖申克的救赎”。

　　人生能有几个17年？17年承受着亲人与同事的误解，这是怎样的不幸与悲哀？无论电影版还是现实版“肖申克的救赎”，其核心都是“一个人在战斗”，以个人身处绝境之中的微薄力量，去反抗加诸于己的司法不公，尽最大努力去追求自由与公正。那是绝境下的最后挣扎，犹如“蜉蝣撼大树”，过于艰辛而充满太多不确定性。任何一名公民，都不该承受如此重负。

　　事实上，于英生这个现实版“肖申克的救赎”，最终是等到了制度的坚冰被打破，才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之前，尽管其本人和父兄一直在上诉，却受到司法体制内的人为干扰，始终无法突破最后那道“玄关”。直到“疑罪从无”这条原则得到重申，直到同样蒙冤入狱的赵作海被无罪释放，于英生才真正获得了姗姗来迟的“救赎”。

　　也就是说，现实版“肖申克的救赎”得以兑现，仰仗的恰恰是“制度的救赎”。一项原本出现漏洞的制度，得到了“亡羊补牢”，既让制度本身得到了自我修复意义上的“救赎”，也使制度能够去“救赎”现实版的“肖申克”们。这意味着，“制度的救赎”具有双重含义，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

　　究其原因，我们以往在构建法治社会过程中，重视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支撑作用，却过于追求实体正义的实现，而轻视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意义。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还须注重修补程序正义的“窟窿”，确保从侦查到审判的各个环节，都严格遵守程序上的合法合规，彻底让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消失，确保司法公正的完整实现。这正是“制度的救赎”。

　　无论“肖申克的救赎”多么具有戏剧性，都绝不是我们真正愿意看到的。从长远来说，唯有用“制度的救赎”取代“肖申克的救赎”，才能杜绝下一个赵作海、于英生的蒙冤入狱，才能真正保护我们每一个公民远离司法不公。(宣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