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知识产权法院可跨区设立

　　●专门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是当今国际通例、大势所趋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可以明确表达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

　　●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不仅要有效解决专业审判的问题，更要解决统一法律适用问题

　　●知识产权法院在体制上是独立的，其经费应由中央财政而非地方财政支出

　　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之一，将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改革目标，变为国家层面的具体行动。同时，也为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职业化、统一化指明了方向。就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相关问题，6月17日，记者专访了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教授。

　　记者：自199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首个知识产权庭，到1996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成立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三审合一”的知识产权庭，再到最近颇受关注的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这些措施意味着中国的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将步入职业化轨道。为什么说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是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

　　付子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要加快完善产权制度和现代市场体系、构建开放性经济体制。在现代经济体中，新兴产业特别是电子、互联网、基因技术等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在知识经济竞争中占有越来越高的地位。不明晰这些技术的产权，不能对之提供足够的保护，这些创新性行业就会受挫，经济就无法转型。这急需一个优良的知识产权环境。其中，知识产权法院就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在裁判案件中建立或明确规则方面，规划着知识产权环境的未来。前段时间备受关注的加多宝和王老吉之争、腾讯和奇虎之争，都说明了这一点。

　　记者：尽管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出巨大努力，但有的西方国家总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高。您认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是否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付子堂：从全球视野来看，专门建立知识产权法院，这是当今国际通例、大势所趋。我国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可以明确表达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对于中外贸易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目前，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俄罗斯、泰国等国家都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尽管外国的做法不能说是中国效仿的范本，但它们为中国的知识产权法院建设提供了一个参考。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不仅是知识产权专业审判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可以说，当前国际经济贸易乃至外交，都与知识产权保护关系密切，迫切要求知识产权审理的统一化。因此，知识产权法院越早建立，越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

　　记者：现实中，知识产权案件有时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损害法律的尊严。您认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是否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实现裁判案件的统一？

　　付子堂：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不仅要有效解决专业审判的问题，更为主要的是要解决统一法律适用问题。很多知识产权案件，特别是涉及发明专利和技术秘密的案件，比较专业，技术性强，争议很大。很多中级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案件都有管辖权，但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层面的法官素质不同，有时是认识不同，导致很多裁判不一，同案不同判。这既损害了司法的尊严，也给行为主体的预期带来了混乱。设立统一的知识产权法院，把管辖权收到少数法院中，可以保证知识产权案件裁判的统一性，从而有效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记者：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哪些方面值得注意？

　　付子堂：就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具体内容而言，参照已有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以及知识产权案件自身的特点，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知识产权法院的案件受理范围应当有所限制。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目的，是解决知识产权案件的统一性问题。对于一些比较简单的案件，就没有必要纳入知识产权法院的受案范围；二是知识产权法院可以考虑在初审和二审两个层面设立。初审知识产权法院应定位在中级法院层面，只受理涉及专利权、专利无效等较为专业的知识产权案件，其他案件仍由普通法院的知识产权庭审理。相应地，初审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不应各地均设，可以考虑跨区设立。二审知识产权法院主要解决的是案件审判统一性问题，可以考虑设立类似高级法院层级的大区知识产权法院，以便统一更大区域知识产权案件的裁判尺度；三是知识产权法院在体制上是独立的，其经费应全部由中央财政而非地方财政支出；四是知识产权法院应当做以司法公开促司法公信的典范，因此，其裁判文书应当全部公开；五是适当强调知识产权法官的技术背景。虽然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不一定必须具备技术背景，但知识产权法官比较其他法官而言，仍需对技术本身具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采访人：本报记者 王比学 解读人：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 付子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