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摩的司机之死暴露执法常识之失

　　湖南蓝山县交通局的视频显示，7月12日下午，60岁的陈作雄从大门进去三次，出来两次，最后一次进去后就再没出来。两天后，清洁工在交通局运管所三楼办公室发现其尸体吊在电扇挂钩上。经警方勘验，陈系自杀。蓝山县16名目击者签字作证，7月12日上午，陈作雄骑两轮摩托车在东门桥头，遭便装执法人员“钓鱼执法”，他的车被扣押。(7月23日《新京报》)

　　原本，按照正常的执法程序，被执法者若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通过复议免除处罚，甚至倒追执法者的责任。但这样的规则设计，仅限于蓝图之中，而难以被实际启动。因为在现有体系下，罚款经济仍有相当大的生存土壤，当执法部门本身涉及到这种利益牵扯，而被处罚对象摩的司机事实上也属于应当被叫停的对象，一切执法程序的瑕疵，又怎可能在“既是裁判又是踢球者”架构内得到匡正？

　　在基层复议渠道匮乏的背景下，不论这名摩的司机有多大的不服气，也难以有一个公正的复核。加之事发之地地处偏远县域，城市居民依靠现代媒介发声的方法，几乎难以被这名摩的司机所复制。因为一台摩托车的纠纷，从新闻要素来看过于微小，媒介神经很难扫及也不可能兼顾边缘末梢的矛盾冲突。

　　在这种正常渠道走不通，舆论监督渠道无路走的情况下，作为普通人的摩的司机，失去了抒发内心不满，表达对程序质疑的空间。更加之摩托车并非摩的司机所有，除去对程序的质疑外，亦要承担还车的义务。凡此种种，合成了压垮摩的司机的最后一根稻草。

　　摩的司机死于自杀，亦死于这种下情难以上达的机制。加之摩的司机此前的“前科”，更平添了执法者不讲程序，不接受被执法者复核的信心。而以被执法者的处境来看，如果执法部门负责人能放下身段，多一些对当事人情况的了解，多一些以人为本的理念，此一起纠纷，何至于演变成一场“生命的呐喊”？

　　法治社会建设，既要划清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边界，亦要理清执法者的权限。摩的司机自杀事件，暴露的正是被遗忘的执法常识。作为被执法一方，在法律地位上应该与执法者平等。对被执法对象合法权益的保障，对程序正义的恪守，绝不应一再停留于纸面，而被相关部门所漠视。(杨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