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建立贪腐犯罪缺席审判制度更利追逃

　　据媒体昨日报道，即日起至今年年底，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在抓捕方式上，与以往不同的是，“猎狐2014”行动更强调群众的参与，要求各地警方广泛发动群众检举外逃嫌疑人线索，建立有奖举报制度，制定举报奖励具体办法，对协助抓捕贡献特别突出的，由公安部直接奖励。

　　2008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先后从54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将730余名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这一成绩不菲，但与多达万名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外逃及巨额的外逃赃款相比，这一成绩远非到了额手相庆的程度，发动大规模的集中追逃行动，实在是相当必要。

　　针对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追逃，包括“追人”和“追赃”两大内容。流向海外的“脏款”，往往最难全数追回，但那些仍然隐匿于国内的“赃款”，有的异名存在银行里，有的以其他固定资产的形式存在于别人的户头之下。这些情况的发现与追查，非常需要群众的积极举报与积极监视。可以这么说，“猎狐2014”一大目标值在于国内，清算和查封那些外逃贪官或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的国内资产，那些外逃人员就断了经济来源，在法律的震慑下，将有可能选择回国投案自首。

　　追逃行动，应最大限度利用国际警务合作渠道。“红色通缉令”是全球抓捕外逃大案疑犯的有力手段，中国自1984年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并借助近年来全球“反腐败国际合作”框架协议，已经成功地把一部分外逃贪官缉捕归案，如逃到斐济岛的贵州交通厅前厅长卢万里、逃到美国后在荷兰落网的浙江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等。不过，“红色通缉令”在防治腐败层面上，只能解决“全球追捕”的功能，并不能替代发挥“全球追讨”不义之财的功能，这使“全家人”携巨款出逃“模式”，成了一些犯罪分子的“退出”战略的最优选择。

　　由于很多外逃人员，多选择藏身在一些与中国未建立引渡协议的国家里，在短期内不可能与当事国完成引渡协议谈判的前景下，我们必须绕过一些制度障碍，多用已有渠道，如通过国家间司法合作，但前提是我们已经在国内完成了司法审判和司法立案。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多借鉴海外经验，如建立缺席审判制。

　　建立有缺席审判制度的国家，往往在追逃追赃方面占有主动。如突尼斯近日刚刚缺席审判了外逃的前总统本·阿里，国内法庭判决一旦生效后，突尼斯就可以依其判决，到相关国家请求司法协助，扣押和冻结贪官在海外或已经转移到海外的财产，即便抓不回人，也可以把赃款追回一些。中国目前尚未在刑事诉讼制度中建立针对腐败犯罪的缺席审判制，一旦人跑了，司法程序也就无法启动，光是跑到别国说那是贪官，那是赃款，别人很难相信，而为了让对方相信，还得把手上的证据不断送到对方手中，这样一来一回，成本巨大，耗时耗力。因此，尽快建立针对腐败犯罪的缺席审判制度，才有利于最大程度用好国家间司法协助之渠道。

　　追逃，事关国家之尊严，更关乎于法律之威信。若犯罪人只要逃出中国，就能逍遥于法律惩罚之外，那么我们的法律就会被人嘲笑为“纸老虎”，或只惩罚那些没有想过外逃或没有能力外逃的人。“猎狐2014”是追逃之战，更是捍卫法律威信之战。

　　(和静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