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意修改的笔录让司法公信碎了一地

　　2012年12月30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刑警队抓获了一个以县处级领导住所、办公室为目标的盗窃团伙。由于事涉县委书记赵兴华，且数额巨大，警方第一时间和赵本人取得了联系。听完汇报后赵兴华表示，“我这里是被盗了，但没像你说的那么多，就几千元钱而已！”随后，办案民警迅速修改了笔录——原本100多万的盗窃金额，变成了6040元。

　　(新闻详见今日本报16版)

　　从相关报道来看，篡改笔录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并非因为当事民警受到了多大的上级压力，恰恰相反，正是他们自己的主动向上汇报，才有了前面提到的那荒诞一幕。可以说，在选择向上级汇报前，相关办案民警应该已经意识到接下来要替领导脱罪了。而这显然已经违背了《人民警察法》关于人民警察不得“弄虚作假，隐瞒案情，包庇、纵容违法犯罪活动”的规定，属于典型的徇私枉法。

　　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从房云云作案8起，追究6起，涉及官员的2起“不被立案”，到正阳县刑警队修改笔录，个别地方司法机关的所作所为一再令公众失望。当然，要想改变这些，关键还在于制度层面的革新。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这起事件中相关民警的向上汇报是“按照程序”进行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程序”要求警察给可能涉案的上官“通风报信”？这个问题以及其背后所体现出的制度设计瑕疵，或许更应该被反思、被打捞。(媒体工作者 王垚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