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伦因亲戚举报被抓 “大义灭亲”不应受指责

　　9月2日4时40分许，黑龙江延寿县看守所三名在押人员高玉伦、王大民、李海伟杀死一名民警后脱逃。12日，高玉伦是在河福村西王家屯其亲属涂建国(化名)家讨食时，被涂举报并抓获的。

　　高玉伦终于被抓，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不过，当听说高玉伦是到侄女婿家讨吃的被捆绑，然后报警被抓的，有人于是质疑涂建国的动机，并且谴责其“大义灭亲”是颠覆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不仅认为举报者是缺乏人性，而且认为正是“大义灭亲”的理念让这些人失去了人性。

　　对于为什么要举报自己的亲戚，涂建国家人自己有过解释。首先他们宣称根本不是看中了15万元的奖金，而是迫于形势。一是，看到整个村子、大门外面都是警察，自己也没有可能放跑高玉伦；二是，他们担心如果不举报，或者让高玉伦逃脱，会连累自己也犯法；三是，他们也认为，高玉伦犯下了大罪，应该受到惩罚，也无法逃脱惩罚；于是觉得还是报警，把高玉伦捉拿归案比较好。对于一个老百姓，有这样的想法，最后报警，我以为是一个正确的，甚至是唯一可取的解决办法。

　　看得出，涂建国的家人似乎没有想到“大义灭亲”这个词。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可以算得上是“大义灭亲”。于是有人觉得，这种“大义灭亲”就是灭绝人性，是对我国传统观念的颠覆。我觉得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社会不应该批评“大义灭亲”。

　　我国的传统文化有没有倡导“大义灭亲”？有人说，传统文化只提出“亲亲相隐”。他们的论述是从中国古代开始，引用孔子的话“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为证，说明人情应该高于王法，反对“大义灭亲”才是人性，才是正宗的传统。其实不是这样的。“大义灭亲”故事的来历，就是说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为了帮助刚即位的卫桓公，设计除掉了庄公之子州吁，以及和州吁一起为非作歹的儿子石厚的故事。史家对于石碏的“大义灭亲”，却是持赞扬态度的。文章最后说，“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从春秋之后的几千年，历史上好像并没有否定石碏的议论。这就是说，赞扬“大义灭亲”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

　　既然“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都是我们的文化传统，那么，现代法律理念怎样体现这两种情况？我觉得，从总体上说，要保证“大义”即法律精神的贯彻落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允许“亲亲相隐”，让法律带有人情味。这里，我们可以举出前几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引起的“可拒作证”之争。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但近亲属仅限父母、子女和配偶。于是新闻说，这意味着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力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将被颠覆。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要近亲属证明自己的亲人有罪，可能会牺牲家庭人伦关系，让他们作出这样的决策实在勉为其难。所以对他们拒绝作证采取允许、宽容的态度。这就是说，他们拒绝作证是不会被追究责任的。这里体现的是“亲亲相隐”的原则。但是，这里的“可拒作证”是有范围和程度的。首先规定了近亲属“可拒作证”的案件是一般案件；其次，刑诉法规定的“可拒作证”是指在法院开庭时，作为证人的近亲属可以拒绝出庭作证，至于在公安侦查阶段，近亲属是无权拒绝回答公安部门的询问、取证的。而且，所谓“可拒作证” 法律并不禁止他们作证，如果他们觉得实现正义比维持亲情更重要，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奖掖这样的行为。

　　这就是说，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公民可以选择“亲亲相隐”，但是，在重大案件、非直系亲属的问题上，还是需要“大义灭亲”的。那么，对于一个全国通缉的杀人要犯，作为侄女婿的涂建国的家人，就应该“大义灭亲”，而不能搞“亲亲相隐”。他们如果不予举报，可能会遭到《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的处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亲亲相隐”是否被法律允许，“大义灭亲”总是可行的；而践行“大义灭亲”的公民也应该得到理解和赞扬——无论如何不应该被指责。

　　殷国安(江苏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