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晋宁冲突问责还应“刨根问底”

　　从晋宁冲突的教训上看，最根本的也不是当地应急处置失妥，而是忽略了矛盾的积压和沉淀，在治理中没有尊重并维护好村民的利益诉求。

　　导致8死18伤的昆明晋宁冲突的第一份问责名单昨天出炉，包括县政法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政委、统战部长、组织部长在内的16名责任人被问责。同时，富有村村委会主任李加明因涉嫌受贿被逮捕。

　　总体上看，此次问责有两个特点，一是问责的对象局限在县镇层级，一是问责的原因主要是信访维稳不力。从问责程序上看，晋宁冲突首先折射出当地突发事件应急管控失效，酿成血案很大程度上与地方官员的失察失职有关，因而县镇两级无疑是问责首要对象。

　　在整个事件尚未全部查清之前，问责只能是表面上的，它还不可能立即深入到各种内在因素，去追究背后有关人员的责任。所以第一份问责名单，意义在于向外界表明当地的鲜明态度，并为下一步妥善处置此次冲突创造条件；同时，这种问责，也会进一步强化基层“守土有责”的意识，避免在日常治理中忽略甚或压制矛盾冲突。

　　但这并不意味着问责应就此止步。从晋宁冲突的教训上看，最根本的也不是当地应急处置失妥，而是忽略了矛盾的积压和沉淀，在治理中没有尊重并维护好村民的利益诉求。在如此强烈的群体性不满中，担负公职的机关和人员是不是还有其他失渎职？村委会主任受贿被捕，是否意味着项目运作过程中还存在更大范围的权钱交易？村民的利益有没有受到损害？这些显然都应在问责追查之列。

　　更需要关注的是，媒体和舆论对这起冲突的诸多质疑，指向了更高层级的治理问题，这同样有进一步追查问责的空间。比如之前媒体披露的项目未批先建、边建边办审批问题，在这次征地项目里如果存在，那么就应当严格按照程序法治的要求，对违法决策、违规执行、监督失职等行为，启动问责机制，而不能因为其他方面因素的考虑而“网开一面”。

　　昆明市纪委表示，将进一步对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和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进行深入调查，坚决严肃查处和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相信随着事件真相一步步揭开，问责也会紧随其上。因为个案问责只有“一个都不能少”，才能发挥出对外警示的普遍性意义。本报特约评论员兵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