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地铁禁食”为何未立法

　　临近年末，盘点市人大常委会一年的立法，共有20部法律法规被审议，12部表决通过。过去总认为立法主要是立法部门的事，常委会审议也只是走一走法定的程序。参与了一些法规的立法过程，才知道立法工作极其繁琐、复杂，不仅涉及面广，利益诉求方多，几上几下程序严格，而且人们对法律条规是否有可操作性，思考也愈来愈缜密。法律，也是一个民族智慧和理性水平的反应吧。

　　为明年的立法，各专业委员会都在积极准备着。这次教科文卫委报的《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都是从五六年前就启动了调研和起草工作。整个起草工作是一个民意集聚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同诉求的社会公众沟通的平台。以“急救条例”为例，随着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特大型城市的安全风险和隐患不断增加，现有的医疗急救体系及其相关规范已明显不适应这一要求。这一点，只要下去走走就可以看到，我们医院急诊室的条件普遍较差，特别是三级医院急诊室人满为患，高峰时段甚至没有“立足之地”，这是大家都有的共识。但在共识之中仍会有不同诉求，比如医疗急救资源配置不尽合理，一、二、三级医院“冷热不均”；市、区政府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尚不明晰；　社会力量如何参与急救等等，如何既体现大多数人意愿，又协调、平衡不同利益，这是立法的关键。所以讲科学性、民主性，就应该把公正、公开、公平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的实施是一件十分具体的事情。它有博弈，也有协商，有民众的切肤感受，也有专家的理性分析，并不是简单的“多数决定论”。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需要反复论证后让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今年有个“轨交地铁能否带食品上车”的议案讨论，但赞成和不赞成的人数很接近，如果简单按票决立法，这个法的实施就会有相当阻力，常委会觉得条件不成熟，慎重考虑后决定暂不立法。这也是立法主体民主意识的体现。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在讲到法治建设还存在的问题时指出：“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摒弃老的管治立法的思路，学会用民主和依宪治国的观念去立法，让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成为常态，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每一部法律，都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作者为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驻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