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多地“搁浅” 公开层级低信息有限

　　从1987年我国首次提出干部财产申报，到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开先河推行干部有关事项公开试点，全国已有数十个地方(市县区)开展了相关试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然而，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一年来，试点进展依然缓慢，有的地方昙花一现，更多地方陷入“搁浅”状态。

有限的公开呈现多重不足

　　2009年至今，全国已有近40个地方开展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试点。从实践看，这些试点地区的具体做法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公开层级低。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黄卫平分析，从开展试点地区的政府层级来看，80%是县级政府，20%是地级市政府。由于试点多为县级单位，受人事管辖权限制，科级干部成为试点公开的主要群体，处级已是最高级别。此外，公开主要针对新提任干部，只有广东珠海横琴新区、浙江慈溪市、江苏徐州贾汪区等地实现了全覆盖。

　　二是公开方式上以内部公开为主，社会监督有限。珠海市纪委宣教室主任万爱国介绍说，横琴新区采取“分层公示、设权查阅”的方式进行公示，在党政机关内部公示期限为4个月。记者走访此前宣布要向社会公开的广东韶关始兴县了解到，最终采取的是机关内部公示栏公开的形式。

　　三是申报内容虽扩容，公开信息却有限。从2013年开始，横琴新区申报公示的内容由7项扩展到15项。黄卫平说，尽管很多试点地区申报的内容较多，但公开比较模糊，缺乏明细。比如收入主要限于工资收入，房产仅说明几处，没有面积、位置信息，汽车也只涉及数量而没有品牌、价格信息。

　　半月谈记者在始兴县太平镇政府政务公开栏公开的信息看到，公开的只是工资收入，不涉及其他财产：“党委书记、人大主席团主席工资2100元、岗位补贴标准620元、通讯补助(移动加固话)360元；镇长工资2082元、岗位补贴标准620元、通讯补助(移动加固话)360元……”

　　四是在公开的监督上，问责缺失，鲜见瞒报、不实申报的受惩处。曾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广州番禺“房叔”案中，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实际拥有21套房产，申报却只有2套，如此瞒报，有关部门却是等到网络曝光后才核查到。而事后证明，核查不过半天即水落石出。

　　干部心态不一：支持度高，阻力亦不小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在十八大以来反腐高压态势下，不少地方干部心态发生了改变：从一开始的“抵触”或“事不关己”，到如今意识到这一“制度防火墙”的重要意义，并支持和愿意参与试点。同时，也应注意到，受腐败存量的影响，仍有不少人对此态度暧昧，出现“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态度，把皮球往上级推。

　　江西黎川县烤烟办主任周永华已两次公开财产。他说：“我个人有几套房，有没有车，周边人知根知底，申报时根本不敢有隐瞒。公示之后，可以让群众真正了解我们，对自己来说也是件好事。”

　　前年晋升时也曾公示个人财产的江西抚州市临川区法制办副主任陈筱华说：“全面推行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才能确保让干部不能腐、不敢腐。”临川区纪委副书记邓保良说：“让老百姓知道领导干部的收入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还了干部一个清白，最终保护了干部。这是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从抵触向接受转变的原因。”

　　临川区科技局30岁的女干部杜赟刚刚提拔为科技局副局长，与同批拟提拔人员一起，他们的财产情况被公示在市民广场上。“申报公示的过程，本身就是教育和威慑，内心多少有些忐忑，但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就是要让干部担任领导职务时就能知道‘高压线’在哪里。”她说。

　　广州市直机关一名主任科员说：“如今公务员福利成了社会关注的话题，实际上大多数基层公务员只有一点工资收入，公开有利于扭转整个社会对公务员队伍的偏见。”在前年广州市两会上主动晒家底的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说：“许多贪腐案件也表明，如果有公开这项制度，很多干部会有所惧而有所拒，不会一步步走向不可挽回的深渊。”

　　中山大学廉政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倪星认为，在公务员队伍内部存在一种“绕着走”的群体现象，这表明推动公开试点的阻力仍然不小。黄卫平认为，腐败存量是阻碍有关事项公开试点的根源，这会削弱公开制度的预期效果。

　　为公开提供技术与制度支撑

　　受访专家认为，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地方探索的同时，亟须国家确立总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相关立法工作提上日程，从而确立制度的刚性。

　　尽快建立和完善不动产统一登记等技术数据平台，为全面公开创造技术条件。广州市番禺区纪委副书记郭轩宇说，技术上的可操作性是财产申报制度的前提，应实现重大事项“一键发送”。

　　尽快以新提拔干部为突破口，从新提拔县处级领导干部开始逐渐试点，并向上推开。倪星认为，可通过10年时间完善这一探索，并以此建立起一套干部筛选安全网，真正防止“带病提拔”。

　　此外，制定相关法律已迫在眉睫。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认为，在当前反腐形势下，有关事项公开必须走法律程序，将党纪规定上升到国家立法。(采写记者：叶前、杨守勇、邹俭朴、苏晓洲、杨玉华、凌军辉、傅勇涛、李鹏翔、胡锦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