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律师报告”规定撤销看权力监督

　　公民视角

　　□马涤明

　　贵州省遵义市司法局宣布撤回此前遭到广泛质疑的一份文件，这份2014年年底出台的文件曾要求：律师在遇到“拟作无罪或改变罪名辩护的刑事案件”等15种情况时视为“重大案件”，应当及时向律所报告，律所和律师遇到“办理重大案件”时，需要向主管司法局报告。(2月1日《中国青年报》)

　　司法局没有权力作这种规定，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依法的原则，法无授权不可为，在当今这已是常识。司法局的“重大案件报告”规定引起律师们的“争议”，要求公开法律依据，就是基于这一原则。既是常识，遵义市司法局不会不懂，明知违法却执意为之，套用流行语说，这就是权力“任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就是社会权利监督制约政府公权力的一种机制。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现实中，政府部门不理睬社会监督，对公民或组织要求公开信息的申请，或置之不理、拒绝公开，或是即便公开了，不合理或不合法的问题暴露于公众层面之后，依然我行我素的情况，并不少。安徽阜阳采购公共自行车，每辆价格近万元，市民申请公开信息，却遭官方“嗤之以鼻”。如果官方对公民的“嗤之以鼻”生效，而最后是公民拿政府没有办法，监督便失效了。这种结果于建设廉洁政府，保证社会稳定与和谐，都是不利的。

　　遵义市司法局撤销“律师报告制度”，与阜阳市官方在公共自行车问题上的“嗤之以鼻”，是面对公民监督的两种不同选择，对公民监督的“嗤之以鼻”，显然是反民主、反法治的，最终结果将制造官民之间的分化与对立，以及政府公信的严重毁损。而政府一旦失去公信，公共管理效率必然降低。更可怕的是，社会监督效力越弱，则权力腐败的机会也越多。

　　政府必须接受社会监督，这是毋庸置疑的；对遵义市司法局接受公民监督问题上的自觉成分，我们当给予肯定。这件事给我们的启示是，社会监督越有效，权力任性的冲动就会越小。通过改革权力体制，完善社会监督制度，让公权力在更多、更有效的制约制衡中运行，事实上会实现多赢的结局——公共利益最大化；减少权力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