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人大代表建议处理性骚扰落实“首问责任制”

律师李小非

律师郑子殷

社工冯现

　　广州市妇联2014年发布的《广州高校女大学生调查》显示，近90%女大学生表示身边女性同学、朋友有被性骚扰的经历，公共交通(公交车、地铁等)成性骚扰高发区。广州市人大代表蒋伟楷提交了《关于建立公共交通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建议》，建议在本地法规中加入公共交通防治性骚扰工作制度，且落实处理性骚扰“首问责任制”。

　　代表建议

　　处理性骚扰

　　落实“首问责任制”

　　“很多市民跟我反映广州性骚扰的情况越来越多，却得不到应有重视，难以维权”，蒋伟楷说，接到报料后他展开了调研，结果让他吃惊。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公布的民调报告显示，每10个16～25岁的女性就有一人曾受性骚扰。在市民看来，公交车、地铁是性骚扰行为多发的场所，比例分别多达44%、38%，受访者盼望能加大对性骚扰行为的处罚力度。

　　令蒋伟楷感到困惑的是，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就公交系统性骚扰问题明确到各部门职责，缺乏明确的管理部门，同时也缺乏明确的公共交通性骚扰防治、救助措施。他表示，我国法律多个条款指出，公交地铁的性骚扰，是对受侵犯女性和男性人格尊严的严重侵犯、侮辱。“但为什么还是无法被遏制呢？我认为主要是地方没有明确各部门职责，很多时候受害者不知道找谁，只好‘忍气吞声’。”他特别强调，目前社会上也没有形成防范、保护妇女的舆论氛围，更没有形成有效防治性骚扰的有效机制以及有力的监管。

　　蒋伟楷建议，在本地法规中加入公共交通防治性骚扰工作制度，且落实处理性骚扰“首问责任制”。比如在公共交通管理运营部门的员工培训中加入防治性骚扰内容，相关工作人员接到性骚扰投诉后，应立即制止、控制骚扰者，保留证据，及时报警，为受害者提供其他必要的帮助。另外还应明确各部门职责，明确防治原则、投诉接待、职责分工、处置流程、监督考核等。

　　市人大代表、市妇联主任苏佩认为，女性首先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在受到性骚扰时要主动寻求帮助。其次，公共场所管理的部门也应该重视市民的这种诉求。她呼吁各方面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吸收一些国外或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

　　落实责任归属

　　首先，目前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有对相关实施性骚扰行为的处罚制度，但是相应的配套落实制度尚未健全，导致不少不法分子有恃无恐。其次，虽然法律上提出了关于猥亵、侮辱妇女等行为的处罚，但法律责任归责条款模糊成落实具体责任的一大难关。此外，发生侵权时归责对象模糊，问责面临“踢皮球”。另外，相关名词的界定也含糊不清，遇到具体案例时，是否应归纳于相关条款无据可循。

　　定义先要明晰

　　我认为首先必须明确“公交性骚扰”的定义及我国对“性骚扰”行为的法律适用，从而提出更有效的防治机制。现实措施上，要加强防治公交性骚扰宣传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不法分子，同时呼吁市民及时提供帮助。其次，设立专门的报警热线和部门(便衣大队)抓捕不法分子，并针对公交性骚扰多发的地区多投放警力。再者，需要加强对不法分子的处罚力度。防治公交性骚扰，需要被骚扰方提高自我防范意识，需要大众的及时帮助，更需要一套各部门联动的有效防治机制。

　　“零容忍”态度

　　作为专业社工，我们一直致力于在社区内推动预防性侵和性骚扰的工作。我们希望通过社区教育，向市民普及“零容忍”态度。如果性骚扰发生在公交上，一般是众目睽睽之下。其实周围的乘客不难及时发现，但现实中大家往往“不敢管闲事”，这助长了不法分子的气焰。我们在社区活动中，会引导市民使用一些“暗示”方式，用小动作、眼神等提醒有可能遭受性骚扰者，巧妙地帮她(他)逃过一劫。我相信，如果市民形成了对性骚扰“零容忍”态度，居心不良的人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就能有效遏止这些现象。文、图/广州日报记者谭秋明 廖靖文、李大林、黎蘅、杨洋、伍仞、林霞虹、徐静、申卉 (署名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