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阚珂：推进改革不能偏离法治轨道

　　阚珂，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参加工作，1986年到全国人大机关工作。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言人、新闻局局长。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和立法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专家。　本报记者 王建军 摄

　　这么多年，阚珂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叫“建成了法治社会”？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我的想法是，什么时候，人们将法律内化于心，认为法律是保护自己的，而不是约束和限制自己的，是自己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没有被强迫，而是自觉自愿地遵守、服从并呵护它，那么就可以说，我们的法治社会形成了。”阚珂由衷地说。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阚珂今天接受《法制日报》记者的采访，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展开。

　　深化改革完善立法有机结合

　　阚珂说，法律的意义不在于告诉社会成员如何生活，而是告诉人们，对个人来讲，违反法律会有何种后果；对整个社会来讲，在法律规则遭到破坏时，社会要付出何种代价。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

　　“强调法治，强调先立后破，要求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是新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显著特征。”阚珂认为，要处理好改革与立法的关系，把深化改革与完善立法结合，将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改革。

　　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按照这个精神，现在正在抓紧起草房地产税法和环境保护税法，法律出台施行后，才能征收这两个税。改革的一个举措是，取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限制，就要修改公司法。但在修法之前，限制还不能取消。

　　再比如，在中国上海自贸区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就要得到法律授权，要有序推进改革。凡是重大改革试点，都必须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授权，没有法律规定和法律授权，不能试点。

　　充分发挥立法引领推动作用

　　谈到今后立法工作时，阚珂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今后的立法任务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就我国当前情况来讲，良法就是要制定高质量的法，符合实际的法，管用的法，能解决问题的法。”阚珂直言。

　　据介绍，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法律有限，很多领域基本上无法可依，这个时期的改革触及的法律问题并不多，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往往是改革实践走在前面，立法把实践中成熟的东西肯定下来，巩固改革成果。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现行有效的法律243件，行政法规70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特别是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立法不断精细化，可操作性增强，内容越来越具体、全面。

　　“法律数量增加了，条文规定具体了，带来的问题就是几乎每一项重大改革，都涉及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关系。”阚珂谈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出的336项改革举措，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认真研究疏理，改革领域涉及现行法律139件，需要制定、修改和废止的立法项目76件。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改革举措有190项，其中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和参加落实的69项，涉及立法项目100件左右。

　　阚珂表示，新的历史条件下，立法与改革的关系有了新的特点，就是立法要发挥引领和推动作用，改革要遵守法律，立法要为改革服务，实现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我国现有的243部法律，大部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制定的，都是改革成果。改革过程中，一方面要遵守现行宪法和法律。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决策与现行法律规定不一致，要抓紧修改法律适应改革需要，有些改革决策需要法律授权，法律要尽快授权。”阚珂说，这就是“先立后破、有序进行”的原意。

　　“但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一致，绝不意味着立法仅仅是简单地、单纯地‘符合’改革要求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整个立法程序，使改革决策更加完善、更加周到。”阚珂说，这是因为立法过程要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见，法律草案要经过人大常委会一审二审三审才能通过，法律通过施行后，各方面必须依法办事。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坚持在法治框架内推进改革，从而实现了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阚珂表示，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一致，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立法要为改革决策预留空间。有些属于探索领域，改革方向确定了，但具体怎样改、制度怎样设计，还没有成熟意见。这时，立法应当有一定前瞻性，为将来的改革发展预留空间。记者朱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