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治管住地方“任性发债”

　　调控的实践反复证明，依法调控、依法发债的成本最低、风险也最小。一句话，各地须在法治框架内发债券、稳增长

　　寅吃卯粮、重发轻还、新官不理旧账的地方发债乱象，今后要规范了。日前，财政部根据新的《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制定了《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旨在规范一般债券发行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自发自还”，即要求地方政府按照市场化原则，采用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形式，借多少、还多少。

　　所谓“一般债券”，是相对专项债券而言的，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而确需举借的债务，由地方政府发行融资，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以往的一般债券大都是由中央“代发代还”。由于发债与偿债的主体不完全一致，“崽卖爷田心不疼”，一些地方政府偿债责任不明、风险控制意识不强，结果让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截至2013年6月底，最保守的规模估量也达20.7万亿元。

　　实事求是地讲，当初地方发债开口子，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放权。但财与事的权力似乎平衡了，发与偿的责任却跑偏了。有的地方，私搭乱建发债的平台，拿政府甚至法院的大楼做抵押，大量集资、大干快上，搞了空城、鬼城、豆腐渣工程不说，还欠下一屁股债，拍拍屁股就走人。有的地方更是以大拆大建、造城运动而闻名。

　　好借好还，再借不难。通俗地讲，改革之前，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地方发债很少顾虑到偿还的成本。而如今，当了家就要知道柴米贵，必须讲究财权与事权相匹配、责任与权力相统一。一方面，地方建设确有融资需求的，要依法举债、按期偿还，“开前门”；另一方面，除了法定渠道外，一切筹资管线都要堵死，也即“堵后门”。这个疏堵并重的过程，也是矫正官员政绩观的过程，把施政目标与政策工具双双纳入法治轨道，可称作“筑围墙”。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今天，“开、堵、筑”的意义犹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安排地方财政赤字5000亿元，增加1000亿元。不少地方也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在基建、民生项目上有所作为。可以说，稳增长离不开投资的关键作用，投资离不开地方举债的合理支撑。但反过来，债务的失衡乃至危机将成为触发风险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处理好债务管理与稳增长的关系，须臾不可懈怠。调控的实践反复证明，依法调控、依法发债的成本最低、风险也最小。一句话，各地须在法治框架内发债券、稳增长。

　　有人会问，未来的发债有法可依，过去的“饥荒”谁来负责？这个问题需历史地看待，稳妥地解决。近日，财政部下达了1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额度，意思是把旧的债务换成新的债券，纳入预算法律法规的管理。这样做，既保障在建项目融资和资金链不断裂，还有利于优化债务结构、降低利息负担。在操作程序上，还专门向全国人大有关机构进行了审计确认、沟通报告、及时报备，充分彰显了法治精神。

　　建设法治中国，法治政府建设至关重要，责任政府、有限政府的法治担子必须挑起来。此番立法法的修订，税收法定终被写入。税收法定，债务也要法定，事关财税的一切政府行为都必须法定，必须制度化地在立法机关“过堂”。惟此，才能花好纳税人的血汗钱，管住一些地方任性的权力，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帑真姓“公”、真为“公”。(周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