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班成部分行业潜规则 法律尚无“过劳死”概念

　　上有“严苛”的企业制度高悬，身边有“先进”的工作榜样激励，大家为了保住难得的职位，不得不忍耐超时加班之苦，加之来自家庭、社会舆论对于过度工作的褒扬，共同作用之下，促成了难以逆转的“加班潜规则”

　　职业病防治法只是对于明显存在职业侵害的问题进行了规定。对于加班导致的过劳现象，因为这是一种慢性的长期积累，职业病防治法中并未列入，也就没有对这方面的规范

　　赵霞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能好好睡一觉，休息一下。

　　作为北京市一家大型影业公司的宣传总监，这半个月来，赵霞感觉身体快耗干了——连续6场大型发布会，每天上班要开十几个会，晚上一两点回家是很稀松平常的事。

　　赵霞的工作状态不过是当下职场生态的一个缩影。

　　今年的5月1日，是第66个中国法定劳动节。在加班已然成为普遍问题的当下，如何在工作和健康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职场人士最为关注的话题。

　　难以逆转的“加班潜规则”

　　近日，某打车软件发布了“北京加班大厦实时榜”，榜单上列出了100家加班公司，赵霞的公司亦位列其中。

　　“我现在只有工作没有生活。”赵霞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今年3月30日是赵霞所在公司其中一个项目成立一周年，为了这个周年发布会，今年过年赵霞几乎没有休息过。

　　她告诉记者，从去年年底到今年3月底发布会前，每天晚上11点下班算早的，有时候甚至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之所以要加班到凌晨，是因为赵霞是项目负责人，“白天基本干不了活，一个项目有很多模块，每个模块的人都需要跟我来对接，哪里有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都是些很细碎的琐事，我自己的活只有等到晚上干”。

　　有各种媒体的通稿要写，有领导发言稿要写，要做各种PPT,还有外宣以及很多意想不到的琐事，这些都需要赵霞来处理。

　　有天晚上两点多开完会，赵霞回到家后哇哇大哭，她说实在是太累了。

　　晚上回到家，卸妆成了一项巨大的工程。“就想直接倒到床上睡觉。”赵霞说，后来，她索性素面朝天地去上班，隐形眼镜也不戴了。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职场，加班已经成为工作常态。一个公认的说法是，上有“严苛”的企业制度高悬，身边有“先进”的工作榜样激励，大家为了保住难得的职位，不得不忍耐超时加班之苦，加之来自家庭、社会舆论对于过度工作的褒扬，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难以逆转的“加班潜规则”。

　　“好像没有哪个单位不加班吧。”在某部委工作的张倩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她的工作状态是，有项目的时候，根本顾不上家里，每天早上8点半按时上班，晚上11点多回家，到家倒头就睡。项目什么时候结束，这种状态才随之结束。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3年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加班较多，普遍存在工作时间较长现象。

　　从加班及加班的时间、工资来看，有超过三分之一(38.42%)的雇员在被调查时点的上个月加过班；但是，加班雇员中只有不到一半(45.57%)领取了加班工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接近一半(45.44%)的加班雇员无任何补偿。

　　调查发现，在过去两年里他们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劳动报酬不合理、超时加班、工伤等问题(分别占25.14%、27.05%、6.45%)，相比而言，遇到了超时加班和劳动报酬不合理问题的雇员比例较高，遇到工伤问题的雇员较少。

　　有社会学者认为，与其说加班是基于一种责任感而工作，不如说是基于一种危机感而工作。

　　在劳动观念方面，上述报告亦指出：中国劳动力对目前工作的整体评价较高，但在收入、工作环境等方面评价较低；谋生仍然是劳动者第一位的工作价值。

　　法律尚无“过劳死”概念

　　每次出差在飞机上的两三个小时，是赵霞最放松的时候，“真正体会到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感觉”。

　　尽管忙完每个项目会有几天的调休时间，但这种加班的状态其实是赵霞正常的工作节奏。

　　她现在最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对她来说是目前最重要的事。

　　“你看我现在哪有时间去健身，更别提什么健康管理了。我妈特意从老家来北京，每天给我做饭，可是我连在家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赵霞说。

　　她办的游泳年卡已经快过期了，游泳的次数用她的话说，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半个月前的一则新闻备受关注，广东省深圳市36岁的IT男张斌在凌晨一点发出最后一封工作邮件后，在公司租住的酒店马桶上猝死。

　　他的妻子闫女士说，张斌经常加班到凌晨，有时甚至到早上五六点钟，上午又接着照常上班。

　　2010年《中国城市白领健康状况白皮书》显示，目前我国大城市的白领亚健康比例达76%，处于“过劳”状态的接近六成。

　　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张成富的说法，“过劳死”不仅仅威胁着在生产线上劳作的普通工人，目前还呈现出向高科技领域、“白领”阶层蔓延之势。

　　张倩告诉记者，因为工作压力大，她的同事有的得了神经性耳鸣，有的心率过慢。

　　“部里如果有大的外事活动，每天的弦真是绷得紧紧的。”张倩说，再加上领导要精益求精，每一封电子邮件都要查看，不能有一点纰漏。

　　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张倩的工作不能出一点差错，任何一个细节做得不好，都可能造成重大失误。

　　“很多时候早上六点多会突然醒来，然后就开始盘算今天的工作。”张倩说，那时候哪里还会想什么身体健康不健康，家里能不能顾得上，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工作”，快疯了。

　　对于张倩而言，一段时间的密集加班后，单位通常会有一段时间给员工休整，但是心理压力是无法解决的。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委员会副主任梁智曾指出，职业病防治法只是对于明显存在职业侵害的问题进行了规定。对于加班导致的过劳现象，因为这是一种慢性的长期积累，职业病防治法中并未列入，也就没有对这方面的规范。

　　梁智认为，现在问题已经凸显出来了，应当引起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的重视。

　　立法规制加班总量？

　　近日，上海市一家公司推出了一系列的员工心理援助计划，比如每月在各部门轮流开展不同内容的心理“工作坊”，其中包括压力管理、亲子关系、健康营养等课程，帮助员工实现自我情绪管理。

　　该公司专门开辟空间设置了心理辅导室和音乐室，员工可躺在睡椅上倾听音乐来获得平静、愉悦的心情，还有7位具有专业资质的心理咨询师，他们分散在不同部门，可以随时随地关注员工的情绪变化并给予疏导。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邓于君认为，应将压力管理纳入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之中，完善员工健康管理，不能以透支个体的生命作为行业发展的代价。

　　对于职场人士加班已成常态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唐钧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关键是职业保障没有到位。当然，如何在工作与健康之间找到平衡，的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些传统的加班大国意识到长期加班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开始提倡“准时下班”，努力纠正过度加班问题。今年，日本著名商社伊藤忠商事在招聘时就开出了“不鼓励加班”、“提早下班”等福利条件，被日本年轻人选为最想去的企业。

　　美国银行也针对华尔街上动辄日均15小时的加班现象提出：“分析师和助理每月至少周末休息四天，立即生效。”

　　高盛、摩根大通等都采取了类似的强制休假措施。陶氏化学等企业还实行一小时浮动的上下班时间和在家办公等制度。

　　北京律师靳学孔认为，我国在立法方面缺乏对加班时间总量的规制。比如，每天加班时间不超过几小时，每周加班总时间不超过多少小时，应该有明确的规定。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超时加班，至少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法律环境，以此来平衡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利益。

　　他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相对于公司，员工属于弱势群体，在基本权益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如果立法明确了加班时间的总量，至少可以有法可依。此外，若员工起诉，还应加重公司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我现在想要一份不加班的工作。”赵霞说。记者廉颖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