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97一代困惑：我要怎样才能参与到中国之中(2)

　　思考香港自己的问题

　　改变还包括，由于这个特殊的节点，历史的巧合。

　　1980年代末期开始，数以万计的移民流向海外，大量的高级职位空了出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7年回归之前。大批年轻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迅速填补了这些空缺。香港特区政府首任财政司长梁锦松正是在这个时代很快地升任花旗银行香港区行长。

　　王鸣峰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坊间的笑话，“我们朋友之间在一起会说，1997年前后的医生不能看。因为没有太多的实践经验就晋升起来了。”

　　这正是那个时期的特殊状况。但这种状况对于“97一代”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报馆的总编辑、银行的行长都还只有40多岁，离退休还需要20年，你让他手下的人怎么办？”梁文道认为，这并非回归带来的问题，但它客观存在，“97一代”不得不面对，他们的努力工作，却发现自己碰到了天花板。

　　为了应对移民带来的人才危机。特区政府实施了人才计划，其中重要的举措就是扩招，新的大学被修建起来，数量从早先的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两所跃升到现在的8所。

　　随之而来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失去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从前大学生的精英意识跌到谷底。

　　“有段时间，我们说，在大街上扔个石头就能砸死两个大学生。”王鸣峰用一种夸张的比喻形容当时的困境。

　　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研究组首席顾问刘兆佳也意识到这些问题。“香港的大学教育在发展，但是毕业的大学生不像过去那样毕业就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这样一来产生了很多问题，他们会感到失落。”

　　不过，他认为原因不只是移民潮和大学扩招带来的影响。

　　“中产阶级的人数在持续增加，伴随着整个产业转移，很多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不再留在香港，一些产业搬到内地或者其他国家去了，中产里面的高端职位比如专业服务、管理等方面的职位在减少。”刘兆佳认为，没有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对人才的吸引被认为是香港最具竞争力的领域之一。

　　但王鸣峰却发现，“当初读书时候成绩优秀的同学不知道都去哪里了，他们都没留在香港，这本身是不是也意味着香港吸引人才的能力弱了？”

　　梁文道强调的是“思考香港自己的问题”。在一场关于大陆游客到香港与台湾自由行不同选择的讨论中，有人抱怨，到香港去旅行的人只是购物，而到台湾的却包括文化交流等各种各样的形式。

　　“我们自己有什么？”梁文道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认为，很多问题都跟回归和之后的政策关联起来，但没想过，这些东西都无关回归，是香港本身就存在的问题。

　　刘兆佳说，香港的竞争力不错，在各类独立的评级中，都被放到很高的位置。在刘兆佳看来，1997年回归以来，最根本的目标都已经达到。这既包括维系香港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也包括一国两制的具体实践，自由、法治、公正这些香港人最珍视的核心价值都得到维护。

　　众所周知，香港的个人税及公司所得税税率较低，整体征税占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率也相对较低，商业规管精简，外资在香港的投资比较开放，基本上没有限制。

　　香港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特区政府对金融服务业的监管干预程度低，而且监管制度极具透明度，司法制度则独立于政治，且十分廉洁，保障产权的能力无可置疑。

　　不过，刘兆佳也坦承，“一直在研究竞争力会不会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他把香港的问题归结为两个方面，既包括土地和房屋租金太贵，不利于商业经营，也包括人才的问题，高端人才不够。

　　“香港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与此同时带来的问题是，对经济的限制越来越多，商业活动受到的制约越来越多。政府的审批在增加，官僚主义的问题一定程度出现了，内部摩擦越来越多，影响到办事的效率。” 刘兆佳亦并不回避香港面临的问题。

　　强世功则将竞争力与“97一代”的身份认同联系起来。“如果身份问题不解决，他们会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视野变得狭窄，竞争力就可能慢慢衰退。”

　　而在具体的“97一代”身上，王鸣峰说自己最大的特点是反思和勤奋。不久之前，他拿到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把这次求学看成是“一种理想的实现”，希望为香港和中国的互动做一些事情。

　　“以前仲裁、法律服务都在伦敦、新加坡。香港和内地为什么不可以整合起来，一块赚别人的钱？”王鸣峰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