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收红包不滥收费：港大深圳医院是奇葩或昙花？

　　“是自费还是医保”，在看病的时候，医生经常会问一句这样的话。有医生透露，其实，这是医生行业的“行话”了。如果是用医保的话，医生会狠狠地“宰”，给病人开一些不必要的检查和药品。当然，自费者也不可能成为漏网之鱼，只是被“宰”得轻点罢了。

　　看病要找熟人、医生滥开检查项目滥开药、乱收红包和回扣……在现行的医疗体制下，“以药养医”所带来的看病难、看病贵和医生口碑差的问题日益蔓延。作为深圳公立医疗改革的试验田，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从一开始就备受国内外专家和媒体的关注，有人寄予厚望，也有人并不看好。医院已经运营8个多月，运营效果并未达到预期。但是，在从香港医疗体制中“移花接木”过来的管理模式和制度，首先对抗的是内地传统的医疗陋习，并为缓解看病难和看病贵作出了榜样。

　　看病找个熟人少花钱

　　公立医院

　　两个月前，家住罗湖的刘先生70多岁的父亲由于视力模糊到深圳某医院的眼科看病，检查出是视网膜脱落，需要进行手术治疗。担心父亲年纪过大，手术风险高，刘先生四处托人找该医院的熟人。碰巧，其生意上的一位朋友与该科室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也是朋友，于是，他立即托朋友请这位熟人医生帮其父亲做手术。而在这位熟人医生的关照下，刘先生父亲的手术非常成功，病房医护人员的照顾也特别细心，也终于让刘先生放下了担心的包袱。

　　让刘先生意料不到的是，因为熟人的关照，其父亲的手术费用也比别人便宜了几千元。“同一个病房的另一位病人因为同样的疾病做了同一个手术，他告诉我，他的手术费用花了七八千元，虽然我附和父亲的手术费用也差不多，但是我心里还是暗喜的，直到最后出院，父亲那次手术和住院的费用也就四五千元。”刘先生说，“通过这次父亲住院，也彻底让我明白到医院看病有熟人和没有熟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要少做一些不必要的检查。”

　　大处方、大检查是老百姓一直诟病的医疗陋习。在目前政府对公立医院支持少的条件下，医生为了创收，往往开出大量没有必要的药品和不必要的检查，导致过度医疗盛行，老百姓的看病费用也不断高涨。这种“以药养医”的利益模式，又催生了红包。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材供应方为了让医生多开药和多开检查，不停地给医生塞提成红包，而患者为了减少使用，也要给医生红包。在“以药养医”体制下，医生的医德和医风世风日下，老百姓眼中有良知的医生越来越少。

　　如今，对于深圳人来说，看病难、看好病更难，看医生难、看好医生更难。一方面担心庸医不仅治不了病，还延误病情与治疗时机，另一方面担心乱开药和大检查。在这种复杂的看病心态和医疗陋习影响下，看病一定要找医院的熟人这一传统陋习日益蔓延。因为，人熟好办事，这个“熟人”可以促使医生、医院的医疗资源为其倾斜，看病看得又快又好，医生的态度又好，服务也周到。

　　深圳一家三甲医院的儿科主任告诉记者，在她出门诊的日子，每天都有10多个“加号”是通过熟人介绍过来的“关系户”。“其实，很多都是小病，找其他医生也可以看好，没有必要大老远跑过来。”很多熟人找她的时候，除了信任其医术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有了熟人打招呼，希望不会乱用药。

　　团队合作共同为病人服务

　　港大医院

　　看病找熟人、红包回扣已经成为国内医疗界的一种社会风气，也是一种不良文化。究其原因在于现行医疗体制中公立医院“以药补医”的机制，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管制度，医疗法律法规不威不严，屡有疏漏。更严重的是，这些日益盛行的医风，使原本简单的病人和医生一对一式的医疗关系变得更复杂，医院和医生所追求的目标不再是“以病人为先”。

　　港大深圳医院从一开始就肩负深圳公立医院改革样板的重任。在过去8个多月里，港大深圳医院通过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的创新对传统的医疗陋习和弊病“对症下药”，在深圳建立起一种新的医疗模式和医疗制度。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医院实行的是香港专家以及国内医生组成的团队共同负责制。在这一制度下，对病人进行治疗的不再是一个医生，而是一个团队。“来医院看病，不是要找某一个医生，也不需要找熟人。”港大深圳医院外科中心主管、港大教授卢宠茂说，“因为最后的治疗方案是由一个团队共同决定出来的，找谁看都是一样，不需要送红包。”

　　去年，纪任辞掉了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铁饭碗”来到港大深圳医院，是该院外科部最老的员工。谈及在两个医院工作的不同，他告诉记者，在团队模式下，医生与医生之间，科室与科室之间是团结合作的，共同为一个病人服务，以疾病和病人为中心。而在传统的体制和模式中，由于医院各科室都要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医生的奖金与科室的效益挂钩。如此一来，医生与医生之间、科室与科室之间都是竞争的关系，医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决定病人的治疗方式，把病人留在自己的手中，不能让病人的治疗得到最大优化，完全以“医生为中心”。

　　3月上旬，外科部接诊了一名肝癌患者李希(化名)，其肝的肿瘤靠近血管。在来医院之前，李希曾在深圳两家三甲医院进行治疗，并在一家医院的介入科接受治疗，结果2个月后肝癌复发。当港大深圳医院外科的香港医生看到李希在外院拍的片子后，觉得很可惜，因为如果最初采取的是手术治疗而非介入治疗，其治疗效果肯定会更好。针对李希的治疗，医院外科、内科、介入科、放疗和化疗科的香港专家和医生组成了一个团队，研究李希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在讨论过程中，医院内科部门主管、血液专家朱知梅教授发现李希患有障碍性贫血，这在其以前的病例中都没有被发现。而障碍性贫血会导致李希在手术过程中严重出血。最后，各科室医生在提出自己的治疗方案后，综合各种治疗方案，决定由外科部医生进行手术治疗，放疗医生在手术后跟进，血液科做好血小板供应，以防病人大出血。

　　在港大深圳医院，纪任也习惯了香港医生“Email”交流的方式，这也是医院团队成员交流治疗方法的主要途径。他打开自己的工作邮箱，点击了朱知梅教授发给各团队成员都收到的一封邮件，邮件的内容就是朱知梅对李希手术提出的几点建议。“对于每一个患者，参与的科室专家都会提出意见，外科医生也会及时把病人的情况email告知各专家，让团队成员掌握每一个病人的康复情况或在病情发生变化时能及时应对。”纪任说，医院医生之间和科室间是良性的、互相协作的模式，病人不是一个医生的“责任田”，而是整个医疗团队、甚至医院所有医生的“责任田”。

　　而这样团队合作的模式在传统的体制中很难实现，医生都是单打独斗，科室之间合作比较少，竞争和推诿多，只有在病人出现问题后，才会找医生或者其他科室合作。本来可以手术治疗好的病人，介入科的医生接诊后，就建议做介入治疗，内科医生就建议打针和药物治疗，最后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期。“这样的情况在以前经常碰到，介入科的医生治不好后就经常找外科医生去看，看到病情恶化，我们外科医生也很不愿意去接收，有时候就推诿。”纪任说，科室治疗不是以疾病为中心，而各个科室之家也有很深的矛盾，甚至会告到医务科。

　　遏制过度医疗降低费用

　　标本目的

　　药品收入和医疗检查收费是医疗机构创收的主要来源。在”以药养医”体制下，医院为了自负盈亏，鼓励医生开出大量非必要的药品，进行不必要的检查。而医生开药多和多做检查，不仅能拿到医院更多的奖金，还能从医药代表那边收取回扣和红包。

　　去年7月，深圳实行医药分开改革，取消药品15%加成。纪任说，取消药品加成只是减少了医院药品的收入，但是，并没有影响医生的灰色收入。“取消药品加成就像取消酒店的开瓶费一样，酒店没有赚了，但是促销员的提成照样拿。”纪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不必要的检查和药品仍是医生的重要收入来源。

　　某三甲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记者，由于医院每个科室要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其科室领导每天在下班的时候都会对科室的医生进行成本核算的灌输，鼓励医生多开检查。开处方前，医生经常会问病人“是用自费还是医保”，其实，这已经是医生多开药的一句“行话”了。如果是用医保卡的话，医生会开贵药，开多药。而由于对医生的补贴少，每个医院对于医生的这种行为采取默许的态度。在现有的体制下，通过开药多和多做检查赚取灰色收入已经普遍存在，成为医疗行业内的一种潜规则。“每个月底的时候，医药公司的人就会到医院的每个科室，给医生派送一个红包。”该医生透露。他告诉记者，他在医院各方面明的收入是月薪12000元，但是每个月的灰色收入有18000元，灰色收入比其正规收入还要多。

　　针对这些弊端和潜规则，港大深圳医院在内地首开先河，从制度上进行规范，门诊采用打包收费制、医生采用团队制的管理模式，杜绝医生滥开药滥检查，并通过合约雇佣制度明确规定医生不准收红包。医生团队制可以让治疗以病人为中心，团队制定治疗方案，可以让病人的治疗少走弯路，让病人在其有限的经济条件下得到最优化的治疗。

　　打包收费也更加透明，“因为基本的血常规、B超检查、7天的药费都包含在打包门诊费用里面。”医生不能为了增加收入多开药，多做检查。同时，医院严格控制抗生素药物的使用，不滥用抗生素是港大深圳医院院长邓惠琼和多个部门主管多次强调的话题。医院微生物科主管袁国勇说，该院每天都会对每个病人使用的抗生素进行记录，医院药学科每周会对抗生素应用进行审核。据悉，医院使药品在临床手术医疗费用中所占比例控制在10%左右，深圳其他公立医院药物收费占了住院费用的30%以上，有的高达50%。

　　在港大深圳医院外科部晒出的医院手术收费单子中，乳腺肿物切除术费用为3500—5000元，药品比例为11%。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住院花费为6000—8000元，药品比例为12%。纪任说，胆囊切除术的费用相比深圳公立医院便宜了4000元左右，“主要就是少做了检查和不滥用药物，也不给病人打无谓的营养针。”2011年，深圳市卫人委公布的大病种收费中，急性阑尾炎的平均费用，市人民医院是8367.2元，第二人民医院是5987.2元，北大深圳医院是6298.9元，住院天数为5-6天。据了解，港大深圳医院普通急性阑尾炎住院费用为3000多元，腹腔镜下急性阑尾炎费用为4000多元，住院天数为3天左右，费用远比其他三家三甲医院的要低。

　　卢宠茂说，港大深圳医院全新的管理模式和收费制度，对内地传统医疗体制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规范，降低了医疗费用，保证医务人员的廉洁，对于全国的医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典范。而他也希望这种“香港模式”能改变13亿人的就医习惯。

　　文化和制度差异下的水土不服

　　改革瓶颈

　　作为内地公立医疗改革的试验田，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从一开始就备受国内外专家和媒体的关注，有人寄予厚望，也有人并不看好。在采用与内地医院不同的管理制度下，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已经运营了8个多月，医院目前日门诊量为500人次，手术中心共有43间手术室，但只开了5间，完成550例手术。医院虽然开放了300张住院床位，但目前入住率大约只有五成，医院运营效果未能达到预期估计，医院似乎有点“水土不服”。

　　其实“水土不服”的并不是医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去过的患者大部分体验到了“香港模式”带来的好处，患者的满意度很高，希望深圳多点这样的医院。

　　事实上，内地医院医疗器械采购程序的复杂和冗长让来自香港的医院管理层倍感不适，而正是这些复杂和冗长让医院的设备不能尽快到位，严重影响了医院的运营。卢宠茂说，目前港大深圳医院所采购的医疗设备数量并不能满足需求，例如内窥镜数量存在相当大缺口。3月底肿瘤中心将正式开设，但由于直线加速机等设备尚未到位，导致目前只能进行化疗，而不能进行应用更为广泛的放射治疗。港大深圳医院在一年前已经拿到相应的购买许可，但发改委仍未给出项目评估预算，导致设备迟迟不能到位。

　　港大深圳医院院长邓惠琼介绍，港大深圳医院在购买相应设备时，医院必须先请专家评估设备购买的必要性，再由发改部门组织专家进行预算评估，由财政部门拨款，之后还要进行招投标，专家评标等步骤。按照目前进度估计，需要12到18个月才能将设备采购到位。邓惠琼表示，这个速度相比香港而言，要缓慢许多，“在香港医院，若是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就有采购权，通常半年左右的时间就能采购到位，甚至有可能更快”。

　　不过，来自深圳和内地其他城市的医生，似乎对于管理层不善于变通的思维模式和办事方法颇有意见。在深圳现有的医疗设备采购制度和体系下，采购一个医疗设备要跑近10个部门，按照流程，一个设备到位要一两年。但是，在内地有“特事特办”的文化，对于某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可以找领导特批加快进度，而医院的管理层是意识不到这点，也不会去做的。“像内地的医院哪会这么循规蹈矩，有的医院医疗设备都用了2年，都还没有进行质评。”医院一名外科医生说，“由于设备不能到位，一些检查和手术不能开展，病人只能去其他医院。”

　　辞掉“铁饭碗”来港大深圳医院的一些年轻的医生很多都是冲着香港大学这块金字招牌而来。但是，随着医院业务的逐渐增多，深港两地的管理层、医生要克服体制和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香港模式”的优越性能否战胜现有医疗体制的弊端，内地医生和病人对“香港模式”的信心和适应能力又有多大，都还需时间来验证。

　　奇葩or昙花？

　　记者手记

　　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深圳把一所新建的港大深圳医院作为公立医院改革的样板和试验田，毕竟在一块新开垦的土地里，比在一块“千疮百孔”的地里种花要容易多了。而从目前的实践来看，相对于其他公立医院改革的举步维艰，港大深圳医院似乎又顺利一点。

　　虽然8个月的运营效果还不是那么乐观，但是，香港管理模式和制度的引进，正是根除内地现行医疗体制所致的诸多弊病。当然，香港管理模式和制度的引进，并非全盘地引入，而是一种“移花接木”式的嫁接。只是通过先进制度遏制过度医疗，来达到帮患者控制费用的目的，在港大深圳医院进行试验和创新，这也是目前深圳医疗机构需要借鉴的。在对抗医疗顽疾方面，港大深圳医院改革的种子已经发芽了。

　　港大深圳医院在医改上有所突破，主要还在于政府的倾囊扶持。在财政支持下，医院可以高薪养廉，保障医生的高收入，还能控制医疗费用。不过，据医院的有关人士透露，虽然在“香港模式”管理和规范下，控制了医疗费用，但现在做的手术都是亏本的。如果以后深圳市政府打算逐年减少财政补贴，五年后不再投入，医院该拿什么来维持运营？还是正如港大医院一些医生所想的那样，医院必须靠VIP服务“劫富济贫”的方式来维持运营，“劫富济贫”后还能维持医院的公益性吗？届时，港大深圳医院这块医改实验田开出的花朵，会是一朵奇葩还是昙花一现呢？

　　此外，在把“香港模式”移花接木到深圳的时候，并没有把“土壤”给带过来，这个“土壤”就是香港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和缜密的监管体制：医管局限制了用到每个病人身上的医疗费用，若超出则需要医院自己埋单。其次，医管局实施的是监管医生的正常医疗行为，如果医生出现不良医疗行为将拿不到执业牌照。此外，香港医护人员还必须接受廉政公署的监督。

　　正是在这一系列制度和法律法规的规范下，香港的医生是按规定办事、“循规蹈矩”的，这样的办事方式在现行的体制内必然不适应。在不同文化的“耳濡目染”下，一些人也在观望，港大深圳医院最终会被内地制度和文化所“熏陶”，还是会出污泥而不染呢？当然，出污泥而不染，把“香港模式”的“土壤”带进内地，才是改革的目标。 (专题撰文：向雨航 策划统筹：刘丽 专题摄影：周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