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亚：定能实现“一国两制”美好未来

　　在香港回归祖国19周年之际，香港《紫荆》杂志日前专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王光亚，相关报道摘要如下：

　　记者：请问您对“一国两制”在香港19年的实践和未来怎么看？

　　王光亚：“一国两制”来自于邓小平先生的远见，在中英谈判后成为了制度设计，在1997年以后成为了现实。这项举世仅有的制度安排，不但使中国政府以和平方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了主权，还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香港的特色和优势，保持了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同时也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范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9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国际社会对此也是认可的。尽管“一国两制”实践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但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近两年香港总有人说，香港白皮书提出“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显示中央对港政策有所改变，收紧了。这不是事实。中英谈判时这一点就很清楚，主权和治权是不可分的，恢复行使主权的方式就是行使治权。全面管治权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中央的权力都明确规定在基本法里，包括：国防、外交，任命特首和主要官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进行解释，中央在政改中的角色，等等。第二个层面是中央通过基本法授予特区行使的权力，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力。同时，中央未授予特区的权力仍归属中央。所以我们说根据基本法，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不是完全自治。

　　“一国两制”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同时要根据“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来管理经济、社会、法律、意识形态均不同的特别行政区，这确实会带来挑战。香港社会经常评论中央的对港政策是软了还是硬了，是松了还是紧了。中央对港政策并不存在软硬、松紧的问题，对具体事件的处理立场、方式取决于事件本身。不同的时间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在有些问题上，比如政改问题，中央考虑问题的侧重点可能与香港社会部分人有所不同，同时又具有主导性权力。所以我要说中央的立场是一贯的。中央真心希望香港好，不会做任何事情去破坏“一国两制”。事实上，中央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保持了充分的耐心和最大的克制，例如“占中”违反法治、破坏社会秩序，但中央很谨慎，保持最大的耐心直到事件最终平息。中央是看长远、看整体的，不会被眼前的一些乱象所迷惑、分心，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地落实“一国两制”，这是祖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我们会坚持原则，也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处理香港问题。

　　记者：请问您对当前香港的法治状况怎么看？

　　王光亚：香港有很多优势，法治是其中之一。我感觉，最近几年法治作为香港的核心价值受到了冲击，这当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的泛政治化，“占中”和旺角暴乱是极端体现。这些明显的违法行为如得不到社会应有的警觉和反对，得不到依法应有的惩罚，再过些年，人们对法治就不会那幺敬畏了，香港的法治优势就会丧失。我希望香港社会各界、所有的政治团体、特区政府，包括执法和司法机构都思考和重视这个问题，共同维护“法治””这一核心价值。

　　记者：近年来，内地与香港民众在交往中出现不少摩擦，香港出现了不少以维护本土为名、主张与内地隔离的激进团体，甚至还有公然打出“港独”旗号的组织。您对此怎么看？

　　王光亚：在“一国两制”的安排下，内地和香港要合作而不是疏离和对抗。内地的改革开放从港澳获益很多，港澳有困难的时候中央也全力相助。例如香港面临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等冲击时，中央先后推出“个人游”、CEPA等一系列措施帮助香港稳定市场，促进经济复苏。同时，在内地遭遇汶川大地震那样的特大自然灾害时，香港同胞也纷纷慷慨解囊。这都充分印证了两地同胞血浓于水的感情。内地和香港要合作共赢，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当然，两地意识形态不同，但我相信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并不必然走向对抗，两地仍然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也有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世界上有些价值是共通的，比如民主、人权和法治，但各地的特殊性也是客观存在的，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来实现这些价值。即使我们有不同看法，也不会公开批评香港的体制、生活方式或者意识形态，但香港“泛民”中的一些人却常常希望在内地的变革中扮演某种角色，也有人企图利用香港给国家制造麻烦，影响内地的政治发展进程，这是僭越“一国两制”的行为。

　　当前香港新的政治势力冒起，其中出现了鼓吹自决、“港独”的小部分极端分子。中央对这股势力正在严密关注。我想这种现象的出现有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从世界范围看，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给很多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带来挑战，世界很多地方还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激进和极端主义在很多国家有抬头趋势。就香港而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慢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青年人的社会、经济压力很大。近几年香港社会泛政治化，处理一些极具争议性问题引发的分歧和矛盾，容易使青年人产生对社会、对政府的不满。在这种大背景下，香港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特有的。我相信香港社会在思考这个问题，就像人的成长一样，有一个成长的躁动期。经过这个时期，社会政治，包括新一代从政者都会成熟起来。我相信极端和“港独”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注定走入死胡同。

　　我相信，经过中央、特区和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实现“一国两制”的美好未来！(原文刊载于2016年7月号《紫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