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震一周年临诸多挑战 被指“站在十字路口”(2)

　　固然，日本的国债绝大部分是内债，短期内不会出现像欧洲个别国家那样的情况。但是，欠债终究是要归还的，如果“还不起”终究是要出事的。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和细节政策可以推迟问题爆发的时间，但最终不能避免。而且，财政的困窘，又会继而限制日本政府内政、外交、军事等诸多方面的作为，对日本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眼前能够看到的领域。

　　就是在应对上述人口与财政两大问题的情况下，日本遭遇了“3·11”灾害。这次灾害部分的直接后果是部分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间接后果则更为广泛：全国核电基本关闭造成电价上涨，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可能加速制造业向外转移；核事故对招揽旅游和食品等部分商品出口造成影响；经济对石油等化石燃料依赖更深等。

　　这次灾害还暴露了若干日本社会的深层次问题：

　　其一，应急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本刊记者在去年震后前往灾区采访时就感到，日本政府缺乏应急状况下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无论是物资筹措、物流运输、基层管理和整个救灾活动的统筹，都处于一种迟缓和无序状态。灾后这一年，这一问题又反复出现。以日本的物质基础而言，无论是前述垃圾的处理，还是灾民房屋的重建，都应当不成问题，但在现行体制和气氛下，社会内部的各种牵制和掣肘太多，任何大一些的动作都难以实现。很多为平时制订的程序或制度，在非常时期却往往成为涉事者推卸责任或无所作为的挡箭牌。这限制了日本充分利用其社会资源的能力。

　　其二，问责缺失凸显“政、官、商”关系顽疾。福岛核事故是人类历史上继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的又一次7级核事故。但是一年以来，人们却没有听说过有谁为这次事故负责。相反，东京电力的高管们大部分仍享受着高额收入和优厚的公司福利；当事时的日本政府“核电村”官僚们也大都仍居其位，日本政府似乎并不打算为此事追究某个个人或部门的责任。这实际上反映了日本社会“政、官、商”关系的现实：以职业公务员为主体的官僚集团与大财团、大企业相结合，利用选举上台的政治人物运作各种各样的政策。这种政经结构不改革，日本今后很可能还会出现各种“怪现状”。

　　其三，东电体现的“大企业病”。东京电力曾是日本待遇最好的大企业之一。在地震前，本刊记者的日本朋友谈及这里，几乎都会颇具羡慕之情，其中提及最多的就是东电公司有各种为员工准备的俱乐部、度假村以及会所等等，员工可以在其中低价享受高档消费。正是这样一个缺乏危机感的大企业，因其懈怠与疏忽，将整个国家推向了危机。

　　东电的“大企业病”并非个案。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已经占据国际地位的诸多日本大企业“承平日久”，逐渐出现了竞争力下降、内部官僚化、缺乏发展动力等问题，有些已可谓是“病患缠身”。2011年奥林巴斯公司曝出以公司“一把手”为首的千亿日元造假事件，行业著名企业大王制纸则出现前任董事长支出上百亿日元用于豪赌的内幕。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正体现了某些日本大企业在内部管理、人际关系上的一些通病。大企业是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大企业患病，是日本应当极为警惕的问题。

　　日本当向何处去

　　站在“3·11”地震一周年十字路口的日本，当向何处去？

　　政治上，需要摆脱现有的混沌局面。近年来，日本政局你方唱罢我登场，几乎已成“走马灯”游戏。原本，在“政、官、商”关系中，政治家应当发挥总体统筹和战略指导作用，为国家“掌舵”，但现在政治人物似乎成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几乎没有人有时间或有机会去规划、落实重大问题。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政治现状，日本的局面很难出现重大改观。

　　经济上，应以开放心态与周边国家和新兴国家充分合作。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日本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就应当与各个国家合作。在最近日本国内热炒TPP问题时，一些日本媒体认为TPP将中国排除在外，可以成为牵制中国的手段。应当说，这种思维对日本是极为有害的，到头来很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

　　外交上，应摆脱冷战思维和遏制思维，不再为大国“火中取栗”，避免成为个别国家遏制邻国的前哨。最近的案例是，近期以来，个别大国为了实现其在亚洲的利益，提出所谓“空海一体战”战略，其实质就是将本国驻东亚的力量后撤，而由日本站在一线“在同盟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一战略提出后，日本媒体和学界已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一旦有事”，日本很可能无法获得及时和足够的支援。这也说明日本国内是有清醒人士的。

　　综观之，在目前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日本应当谨慎地、理性地选择自己的未来。日本有众多有识之士，有朴实勤奋的百姓，他们应该能够走好。(刘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