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华裔国会议员：促进中新关系让人兴奋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学术界是一个清净的地方，政坛复杂得多，有很多漩涡、陷阱和不确定性。但是，一个学者对国家的影响有限，而从政才能真正对国家的政策和方针产生影响力

　　文/张君荣

　　还是四年前，杨健参加过一次新西兰官方组织的中新交流活动。当时的新西兰驻华大使托尼·布朗直接邀请杨健：“健，你跟你们中国学者们谈谈新西兰外交吧。”

　　“你们这么多外交官都不谈。我这里有一个身份识别的问题呢。”杨健说。

　　托尼·布朗立即反问他：“你拿什么护照？”“我拿新西兰护照。”“这就行了。你就是新西兰人。”

　　2011年12月20日，杨健以新西兰执政党国家党内排名第36名的位置宣誓就任新一届国会议员。在那之前，执政党已经确定由杨健陪同贸易部长兼气候变化国际谈判部长前来中国，参加中新建交40周年的庆祝活动及进一步商贸合作。

　　有人说，杨健是全球首位在中国完成高等教育进入西方执政党的华裔国会议员。

　　变动时代的幸运儿

　　“从七岁开始，我就从未离开过学校。议员是我人生的第二份职业。”杨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等个儿，戴眼镜，标准的普通话，偶尔会有几个英文单词，在刚满50岁的杨健身上，完全分辨不出他的中国老家的痕迹。

　　杨健出生在江西鹰潭，在那个年代，鹰潭还只是一个镇。家里的男主人杨经仁是一名小学数学教师，妻子周可央则是小学语文教师。两名小学教师当时大概不会料到，这个在家里排行老二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念小学，就要跟着他们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学习在那个时代，并非常规的上课、读书。实际上，那个时代流行的是读书无用论，崇尚的是张铁生那样的“白卷英雄”。

　　杨健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一部很著名的电影《决裂》，里面一位只上过一年小学的老铁匠，举起长满老茧的手，无比骄傲地高喊：“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

　　显然，崇尚读书无用的童年时代，杨健无法回避大多数孩子都要面对的单调生活。而“城里人”的身份，反而让他在“批林批孔”的“儒法斗争”中，进入了小学的宣传队，当起了讲故事的小学生。后来还跳过舞，也是胡乱跟着大家练。

　　就这样，杨健跟着家人在农村生活到初中一年级。直到初二那年，才由于父亲的调动回了城。

　　因为有个同学的母亲是鹰潭市图书馆管理员，利用这个便利，杨健开始接触《北京周报》等英文报纸，并读到了尼克松访华等外交事件。

　　“那时候年龄小，加上常常下乡、下工厂，哪里懂得在学习方面培养专业兴趣。就是凭着最初的一点便利和机缘，以及原始的学习冲动，慢慢在英语科目上显出了优势而已。”杨健说，自己的英语基础打得好完全是“幸运”，一方面要感谢初中那位同学，另一方面就要感谢常给他开“小灶”的高中英语老师许英明。

　　杨健当初或许未曾想，这一系列的巧合和幸运，恰恰为日后留学海外打下了最重要的语言基础。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这也让第二年即将中学毕业的杨健，得以幸免知识青年再下乡的命运，而选择参加高考。

　　由于英语学科的优势，杨健决定报考英语专业。经过近一年早起晚归的“恶补”，1978年9月，年仅16岁的杨健考上了西安一所院校的英语专业，成为鹰潭市当年仅有的两名考上大学的文科生之一。

　　1982年，未满20岁的杨健本科毕业，留校成为一名英语教师。任教5年，杨健因为语言便利，又顺利考入洛阳外国语学院攻读美国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研究生二年级时，杨健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之后又赶到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攻读研究生最后一年的学业。

　　“在这期间，我拿到了到美国留学的奖学金。”然而，由于国家政策原因未能成行。

　　杨健回到西安继续教书，等待深造机会。这一等就又是五年。1994年，杨健的大女儿出生。也是在这一年，杨健顺利拿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政府奖学金，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博士学位。

　　直到1999年博士毕业前大约三个月要找工作了，杨健才开始留意与澳大利亚仅有一条库克海峡之隔的新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