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和未来作战 美国财政计划的矛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严格管控开支，上周却给美国提出不同寻常的建议，鼓励美国放开消费，“享受生活，抓住现在”。

　　国际货币基金的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放宽开支削减，促进美国经济复苏”的文章，并发布正式声明指出，受到自动减赤及其他财政紧缩政策的影响，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幅度将被削弱，降低一半。另外，这些政策既不明智，也没有必要。

　　不幸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完全脱离其一贯的财政紧缩论调。其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呼吁，应该“加快速度，实施中期计划，恢复财政的长期稳定。”所以，我倒想问一句：到底为什么要加快速度？难道我们现在就要对本世纪20年代、30年代以及更久远的财政问题达成一致？

　　不，根本不需要那么紧急。在实际操作中，关注“财政长期可持续性”往往会带来“社会保障”等计划的削减，而这种做法并不怎么负责。相反，这只是逃避经济问题的借口。

　　把制定长期政策当做工作重点，这种做法到底存在什么问题？部分原因是——尽管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遥远的未来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意外吧！)，而长期的财政计划不过是无聊的科幻小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人假设医保费用的上涨将远远地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并以此为基础预测未来将出现巨额的财政赤字。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医疗保健费用的增长幅度却明显下降，长远来看，情况不会那么糟糕。

　　现在，不能拿不确定性作为借口，拒绝采取行动。例如，在气候变化方面，温室气体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也不确定，而这实际上提供了强有力的根据，促使我们采取行动。

　　但是，财政政策跟气候政策不同，尽管此前有人试图拿两者进行比较(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有右翼人士宣称，对长期债务深感忧虑；却对长期的环境问题无动于衷)。在气候问题上拖延行动，会有数十亿吨的温室气体继续排放，而延缓福利改革的代价却没有可比性。

　　事实上，有关尽早采取行动，关注长期的财政问题的整个论调都缺乏根据。人们在这些问题上似乎形成了一种常识：为了避免将来削减福利的风险，我们现在就得现在采取行动，削减将来的收益。

　　现在没有必要制定大规模计划，放宽财政限制，长期改变财政结构。而美国的政治气候还不成熟，任何试图制定类似计划的努力都会伤害美国经济。

　　我认为，当选民在大选中明显偏爱其中一位候选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制定长期的财政政策。也许将来的希拉里·克林顿总统在2018年颠覆性的中期选举之后不久，能与灰心丧气的共和党任达成长期预算方案；或者是士气低落的民主党人签字同意保罗·瑞安总统私有化的“医疗保险”。

　　还没到那个时间，所以大人物们必须停止以未来为借口，拒绝采取行动。当前的危机是大规模失业，我们现在就必须立刻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