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称“清算下台政要”之风折射西式民主焦虑

　　近些年来，为什么在如此多的国家刮起了“清算下台政要”之风？

　　是新上台的前“政治反对派”搞政治报复、“反攻倒算”，还是西方“民主政治”中的“追责制”在合理运作？抑或，在更深层次上，是广为西方国家称颂，甚至顶礼膜拜的“民主制度”在运作过程中出了问题，还是其本身出了问题？

　　要认识国际政坛“清算下台政要”这一现象及其根源，似乎不能寄望于西方政论家的评析，更不能指望在书店里打包待售的那些西方政治学论著。因为，福山、亨廷顿、萨托利、布坎南等西方政论家及其著述，皆有其固有立场。

　　例如，曾因《历史的终结》而一著成名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就不会认为目前蔓及西式“民主国家”的“清算下台政要”之风是西方“民主制度”之弊病。

　　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提出，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民主世界”出现了“四大焦虑”：“取得民主进展的国家出现彻底逆转”，走出威权政治的国家未能搞出“货真价实的民主”，“民主国家”未能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务”，“民主国家”未能“驯服资本主义的大幅波动”。

　　然而，福山依然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包括“三权分立”的政治制衡、“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等——是最好的制度，其制度设计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在运作过程中出了问题。

　　依据这样的逻辑，“福山们”自然会断定西方的“民主焦虑”——包括当前蔓及西式“民主国家”的“清算下台政要”现象等——只反映西方“民主制度”在运作中出了问题，而不代表其本身有问题。他们甚至会把“清算下台政要”视为西方的“纠错机制”而加以褒扬。

　　另外，也有一些西方政治学理论断言，“民主制度”不贪腐、不滥权、有效率，是最好的制度；西方之所以经济发达，科技走在前列，是因为有“民主制度”作保障；两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端于西方，也是因为西方搞“民主制”。

　　然而，时下各类西式“民主国家”大举“清算下台政要”表明，在那些“西化”“民主化”的国家，包括“民主制度”已经“成熟”的发达国家，照样有贪腐，有滥权，就连号称西式“民主制度大本营”的美国，前不久也曝出了税务署长“门”事件，其解决经济政治与民生问题的效率，令人存疑。

　　这些都表明，西方“民主制度”，包括“三权分立”制度、“一人一票”选举制度等，并不是尽善尽美的。这一点在莫尔、欧文、傅立叶、圣西门、马克思、施彭格勒、汤因比等人的著述中都有论述，近年来弗里德曼、扎卡里亚等人也曾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了批评。

　　可是，西方国家由于率先掌握并摘取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几乎全部经济、科技成果，并利用其掌控的前沿科技、工业机器、坚船利炮及金融衍生品等榨取了非西方国家的财富，因而得以尽情地用来“包装”西方经济政治制度，并软硬兼施地诱迫非西方国家接受。

　　但那些盲目接受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并未因此而解决贪腐、滥权等问题。就连那些所谓的老牌“民主国家”，一旦失去对非西方国家的财富榨取能力，经济繁荣不再，其“民主制度”的种种“原生性”弊病也会原形毕露，“民主的焦虑”也就不可避免。

　　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可以预见，未来如果走不出经济困局，西式“民主国家”的“清算下台政要”景象可能会不断出现，其“民主制度”中的种种制度性弊病，如低效率、贪腐、滥权等，可能会如传染病般不断暴露、扩散。

　　其实，现在发生的一些情况，已经是对鼓吹“西方民主优越论”“西方民主普世性”并企图在全世界贩卖西方价值观的西方国家的一记当头棒喝，对那些盲目仿效西方“民主制度”并对之顶礼膜拜的非西方国家，也是一记当头棒喝。

　　(林利民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