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战地摄影师：我从柏林拍到山海关

　　中新社莫斯科5月4日电 题：苏军战地摄影师：我从柏林拍到山海关

　　中新社记者王修君文龙杰田冰

　　鲍里斯指着记者手中的相机问：“这是什么牌子”？

　　“佳能”。

　　“我以前用的是莱卡”。

　　“用了多久？”

　　“从战争爆发那一年开始……”。

　　鲍里斯今年95岁，二战期间他作为一名苏军战地摄影师，跟着苏联红军走过了欧洲和远东，从德国柏林一直拍到中国的山海关。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那时鲍里斯22岁，是全俄国立电影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刚到莫斯科新闻制片厂实习。

　　“我是1944年被派上的战场，当时隶属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时隔多年，鲍里斯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年重要的时间点。

　　“每一场战斗都非常激烈。我们当时在战场上都是跟着我们的士兵向前奔，因此我们镜头里，苏联士兵大多都是背影”。鲍里斯说。

　　鲍里斯说，那时苏联军队共有250多名随军摄影师，“其中五分之一的人没有看到1945年的胜利”。“战后，我其余的老伙伴战后也陆续离世了，现在仅剩下我和另外一人。他在爱沙尼亚，而我是俄罗斯境内唯一的苏军随军摄影师了”。

　　“我是在柏林被攻占后进的城，没有拍到当时的场景，但有幸拍到了在柏林举行的投降签字仪式”。

　　“投降仪式实际上是在柏林时间5月8日深夜举行的，之前我和其他记者们在一所军事学校外整整等了一天”。

　　鲍里斯提到的军事学校是指柏林卡尔斯霍尔斯特德国军事工程学校。当时在该校大厅内，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带领德国代表们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主持投降仪式是我们的朱可夫元帅”，作为历史见证者，鲍里斯记得很清楚，“当时尽管德国人已经失败了，但德国代表们走路的姿态依然像个胜利者”。

　　“他们当时希望推迟签署投降书，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德国代表们签完字后，朱可夫首先在投降书上代表苏联签字接受投降。然后美、英、法等国代表各自在投降书上签字。“整个过程很快，十几分钟就结束了”。

　　鲍里斯解释说，之所以苏联把5月9日当成胜利日是因为双方签完字后已是当地时间5月9日凌晨。“但因为时差关系，欧洲有的国家把5月8日当作胜利日”。

　　鲍里斯说，德国代表们签完字后就离开了。在场的记者们也立刻赶回去发稿。“只剩下将军们，他们在喝酒庆祝”。

　　“和平真好啊！签字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出去走走，不用提心吊胆了。德国百姓也从地下室里走出来了”。说到这里，95岁的鲍里斯笑容满面，仿佛沉浸在当年的胜利中。

　　随着欧洲战场的结束，鲍里斯又被派到了远东。跟随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作战。

　　鲍里斯说，自己在东北的麻烦的是找不到俄语翻译。“不光我找不到，当时整个苏军都很难找到懂中文的翻译”。“有一次我的车陷进了农田里，我跑到附近村庄找人帮忙，用手比划了半天才让中国农民明白”。

　　在那次之后，鲍里斯终于找到一个懂些俄语的人。“他是在边境上做生意的，俄语很差”，“我们之间交流要靠语言加手势”。鲍里斯笑着说，当时我们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代表交谈也靠他。“尽管连说带比划，但好像我们双方也互相明白对方的意思，没出什么乱子”。

　　鲍里斯说，作为摄影师，他到过中国的山海关。“苏联红军当时有严格纪律，不准越过山海关，但我当时偷偷换上了便衣，到中国长城上拍了照片”。

　　鲍里斯在中国东北呆了不久就随部队返回了苏联，后一直从事摄影、摄像工作，1981年从苏联中央电视台退休。

　　“我这一生已经足够了，上过战场，走过欧洲，到过中国”。在中餐馆接受记者采访的鲍里斯夹起眼前的葱爆羊肉说，“一直到现在，还能不用假牙吃中国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