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亚投行将成践行双赢共赢新理念的典范

　　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明确指出：“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这是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出的重要政策主张，同时也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外交政策思想的权威阐释和郑重声明。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同时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在亚洲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近期，国际上尤为关注亚投行的筹建工作，很多人非常支持，但也有一些人表示怀疑，比如，中国是否会借此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亚投行是否会成为中国追逐地区和全球霸权的单边机构等等。从根本上讲，这些疑虑的产生，还是源于用老眼光看问题，反映了长期以来国际关系中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是对中国倡导的双赢共赢新理念缺乏认识。中国倡导建立亚投行，就是要超越旧思维、践行新理念，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世界经济进入国际金融危机后深度调整期的关键历史阶段，把中国自己的发展和周边地区的发展、世界的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担负起负责任的大国责任，推动亚洲经济和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一、亚投行有助于扩张国际金融危机后陷入萎缩的全球总需求、增加全球有效供给，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形势变化的一道分水岭。从那时起，金融危机引发的深层次矛盾逐步展开，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全球总需求或者说全球有效需求萎缩。回顾20世纪30年代那场大危机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不能有效应对需求不足的问题，甚至各国还以“货币战”、“贸易战”等方式对本已非常稀缺的全球总需求展开恶性竞争，那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世界经济的整体性复苏将经历一个多么艰难曲折的过程。这轮国际金融危机自爆发初期，国际社会就协力扩张全球总需求达成原则共识，采取了较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行动，避免了世界经济急剧恶化和崩溃。但随着危机深入发展，很多国家面临财政困难、去杠杆化压力增大的局面，发达国家更多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扩张有效需求，全球总需求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国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世界上有多达25个经济体，包括欧元区、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正在加大量化宽松政策力度、推动本币贬值，一个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的局面隐然出现。世界经济复苏之路充满挑战。

　　早在20世纪金融大危机时，凯恩斯就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并给出了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支持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建议。在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时，国际社会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建议。IMF2014年秋季就提出，世界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既包括全球总需求不足，也包括全球长期潜在产出水平下降。在当前发达经济体需求疲软、融资成本降低，而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存在基础设施瓶颈的情况下，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在短期内将直接扩张需求，在长期内还有助于提高潜在产出水平，是国际社会应对世界经济复杂局面的首选政策工具。2014年11月举行的APEC北京峰会、G20布里斯班峰会都突出强调了加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的主题。但总的看来，这项工作仍是“雷声大、雨点小”。虽然G20宣布成立了“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世界银行也发起设立了“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但发达国家限于国内财政困难等原因，在支持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提高杠杆率、扩大对基础设施项目贷款能力方面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和资金能力，相关新倡议、新机制也基本上是虚多实少，资金规模普遍偏小。

　　中国高度重视加大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努力。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呼吁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实质性扩大全球贷款规模，并向世界银行“全球基础设施基金”捐款2000万美元。同时，中国也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亚投行倡议，希望通过自身和亚洲域内域外国家的共同努力，搭建一个本地区政府间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向亚洲发展中国家提供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同时引导本地区和全球范围内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跟进投入。根据初步设想，亚投行的法定资本高达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亚投行将于2015年底前正式成立并投入运营。亚投行作为世界上第一家专门从事基础设施投融资工作的政府间多边开发银行，将拥有较现有资金机制更为集中、更为雄厚的资金动员能力，且很快就会开展具体项目。可见，中国倡导建立亚投行，是落实国际社会关于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共识的一个实质性举措，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期可以快速有效地扩张全球总需求，改善全球供给能力，助力世界经济从金融危机中稳健复苏。

　　二、亚投行可以调动亚洲地区的高额储蓄弥补基础设施融资的巨大缺口，为地区经济整体性起飞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

　　亚洲拥有世界人口的二分之一，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世界贸易总量的二分之一，聚集了大量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是当今全球经济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为推动亚洲经济起飞，必须要大力发展亚洲经济一体化，支持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尽快取得进展。

　　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关键瓶颈，在于本地区巨额储蓄难以转向投资。一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十分巨大。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在2010—2020年的十年间，亚洲发展中国家要维持现有经济增长水平，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平均每年需要投资8000亿美元。另一方面，亚洲本地区的储蓄也十分充裕。统计表明，世界上储蓄率达到或超过50%的国家全部是亚洲国家。截至2014年底，亚洲外汇储备总额升至近8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三分之二。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前500名资产管理机构资产管理额为76.5万亿美元，其中北美和欧洲分别为42万亿美元和26.3万亿美元，合计占89.3%，亚洲仅为1.4万亿美元，占1.8%。过去几十年，亚洲的巨额外汇储备和储蓄资金大量流向美欧金融市场，投资回报不高，而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亟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小企业发展等关键领域的融资需求却难以得到有效满足。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亚洲地区金融深化和一体化建设加快发展，这为促进本地区储蓄向投资转化、改善融资结构、加速资本形成、支持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近年来，中国一方面大力推动国内金融改革开放，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提高亚洲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通用性、增强亚洲地区跨境投融资的便利性，推动形成一个更加多元化、一体化、更具深度和广度的亚洲金融市场体系。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以及建立亚投行的倡议，将会有力地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为亚洲经济金融一体化打造新的增长点。在融资方面，亚投行除了收缴成员国政府出资形成股本金、借此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金边债券”筹集资金之外，还可以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结合本地区金融市场实际情况，发展金融创新，扩大本币使用，推动融资产品类型由标准化向专题化、个性化和多样化转变，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PPP)，在确保安全性前提下，动员各类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私营部门资金及社会大众资金等更多社会资本以放大融资杠杆效应、确保资金规模，并在此过程中促进本地区金融市场标准建设和互联互通。在投资方面，亚投行可以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甄选、储备一批区域基础设施重大骨干项目，在大力开展以成员国政府主权信用为担保的传统项目贷款业务之外，积极探索其他各种创新性项目投资形式和渠道，既支持本地区成员国国内的基础设施重点项目，也支持区域性、跨国界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骨干项目，在有关各方合理分担投资风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投资效益。可见，亚投行可以在促进亚洲地区储蓄向基础设施投资转化方面发挥独特而关键的作用，有利于亚洲经济一体化和整体性经济起飞。

　　三、亚投行作为多边开发体系的一个新成员，目标是打造一个专业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机构，无意挑战和颠覆现有国际秩序。

　　二战后，世界上形成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以世界银行和IMF为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众多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独立，国际发展问题渐成时代主题之一，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步衍生出一个以世界银行为主导，由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等地区性开发金融机构参与其中的多边开发银行体系。经过多年努力，这些国际金融安排已经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移金融资源和智力资源的重要平台，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这些国际金融安排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需要与时俱进加以改革、发展和完善。

　　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改革开放36年来，中国先后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加入了由关贸总协定演变而来的世界贸易组织，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在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积累了一些建设经验，也形成了一定的建设能力和资金实力。比如，中国非常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要想富、先修路”的观念深入人心，并相应形成了一些优势产业。同时，中国储蓄率较高，外汇储备较多。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希望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把自己的资金实力、发展经验和优势产业与周边地区的发展需要结合起来，与亚洲域内域外各国合作打造一个专业、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在维护好、发展好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框架下，进一步推动亚洲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这就是中国倡导建立亚投行的全部出发点。因此，中国根本无意挑战或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相反只会更好地维护和完善现有秩序。

　　首先，中国总体上是受益于现有国际秩序的，二者早已建立了良性互动关系。在这方面，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堪称典范。自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35年来，世界银行累计向中国投入的贷款和投资超过540亿美元，并提供了大量政策建议，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中国的发展历程也丰富了世界银行发展援助的理论和实践。

　　其次，中国没有霸权野心，不追求所谓的“政治权力”。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中国历来支持国际关系民主化，自己也绝不会走上追逐经济霸权的道路。自提出亚投行倡议以来，中国始终强调开放、包容的理念，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真诚欢迎域内域外国家积极参加亚投行筹建工作。

　　第三，亚投行不会取代和冲击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体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覆盖了全球减贫工作的几乎所有领域，既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等“硬项目”，也包括教育卫生等“软项目”。亚投行是专营基础设施投融资这些“硬项目”的，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世界和亚洲的开发金融事业极为广阔，完全容得下各类新老多边开发银行共处其间、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发起方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重要股东国，不会“这边搭台、那边拆台”，只会促成“相互补台、好戏连台”，推动新老银行在知识共享、能力建设、项目融资等方面开展合作。

　　最后，亚投行会充分尊重国际通行准则。多年来，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治理结构、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债务可持续性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标准体系和政策要求，称之为“最佳实践”。总的看，这些标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社会对发展问题的专业认识，具有历史进步性。作为一家多边开发体系的新成员，亚投行必然会充分借鉴通行的经验和好的做法，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另起炉灶、另搞一套。但同时也要看到，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标准，只有更好的标准。亚投行应树立发展的眼光，努力尝试进一步降低成本、增强响应力、提高运营效率，更好地服务于本地区发展中成员国。

　　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亚投行正在创造历史。亚投行是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倡导建立的专业性多边开发银行，是一个新事物。新事物具有广阔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发展前景，但新事物也总是要经历一个成长、发展的阶段和逐步为人们所认识、接受的过程。可喜的是，亚投行倡议正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欢迎和响应，到2015年4月，共有跨越五大洲的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众多国际组织和有识之士纷纷表态支持筹建亚投行。这充分说明，中国倡导建立亚投行顺应了时势要求，是得人心的。可以预期，随着亚投行正式投入运营，中国倡导的双赢共赢新理念会得到更加切实的体现，亚投行这个新事物会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作者：徐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