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默克尔访华背后探索全球新秩序的深意

　　6月12 日—1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完成第九次访华行程。至此，她已经成为西方大国中出访中国次数最多的领导人。此访不同以往，是以中国科学院大学为首站，并第一次访问沈阳。这种安排，何种深意？

　　中德关系的全球秩序意蕴

　　自中德政府2013年换届以来，两国相互往来的频率大大加强，双方关系愈发密切。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首次出访亚欧四国时，便将德国作为唯一一个欧盟成员国纳入访问之列。同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期间，特别会晤了同来参会的默克尔总理。2014年3月底，习近平主席又接受德国总统高克、总理默克尔的邀请，前往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默克尔一起宣布将中德关系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7月初，默克尔第七次赴中国访问。同年10月，李克强总理回访德国并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三轮中德政府磋商。2015年是“中德合作创新年”，10月底，默克尔第八次访华并重点讨论了“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的对接问题。时隔不到一年，6月12日-14日，默克尔再度访华，并进行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产业创新仍然是主要议题。截止到2015年，根据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公布的数据，在2015年外国对德投资排名榜上，中国连续排名第一，在德投资项目达260个。超过排在第二名的美国8个。另一方面，德国也是中国在欧盟内部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超过英、法、意与中国贸易额的总和，在2015年更是达到了1567.8亿美元。中德双边关系已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中德合作的深入，在当今时代，有着探索全球经济秩序未来发展方向的重大意义。

　　从德国来看，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了合作发展的新范式，即不是基于民族国家，而是在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结构”下，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畅通，进而民心相通，实现经济网络的整合。通过欧洲一体化进程，德国取得了战后的经济成就。然而德国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并不意味着欧盟就是德国发展方向的答案。

　　如今欧洲的基本态势是，英、法、意、西等国已经是严重的“去工业化”国家，并且不可修复，这实际上意味着它们相当程度要“靠德国养着”。而德国没有发生“去工业化”，本身却也不见得全是自身追求的结果，而是有着某种秩序结构刻意安排的因素。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象征世界民用工业最高成就的产品——喷气式客机发动机领域，德国MTU公司拥有着最先进的生产喷气式发动机各核心部件的技术，但却没有整机产品，MTU只能向美国或英国的厂商提供核心部件用于生产发动机整机。这可以说明在“跨大西洋体系”中，德国的自主性受到制度化限制。

　　从地缘政治上来看，海权国家的地缘政治学中心议题就是分割开德国与东方国家间合作的路线。乌克兰危机就发生在地缘政治学说创始人麦金德所说的“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大陆腹地”的东欧版块，而麦金德的学生、美国战略界的教父级专家布热津斯基则在《大棋局》中把乌克兰称为全球五大地缘战略关键点之一。

　　而从中国来看，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发展变化的大趋势是：全球人口稠密同时工业发达的两大核心区域——东亚和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中部都在向欧亚大陆腹部转移产能。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和城镇化进程，产业布局正在向西部扩展；在欧洲一侧，随着德国向东部和东欧地区转移产能，产业正在向东扩展。简单来说这个图景就是欧亚大陆从两侧到中心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而这个图景外侧的区域，即大西洋沿岸区域和环太平洋区域，工业发展趋势则是移出。

　　随着中国高速铁路技术的成熟，24小时贯穿欧亚大陆的旅程已经从技术上成为可能。一个欧亚大陆大崛起的时代必将来临。从欧亚大陆的大格局来看，中、俄、德必将是三个中心。

　　用创新合作探索人类发展的百年大计

　　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价值链时代。生产链条的分工是全球性的，因此，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也需要在全球寻找合作伙伴。关系的问题是，找谁？对德国来说，以工业和实体经济立国，意味着只能找中国。

　　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后，“跨大西洋体系”——海权国家美、英主导的体系，暴露出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缺陷。从这几年的举动来看，德国与美国、英国的关系已越走越远：

　　德国宣布计划从美联储撤回黄金储备。这是一件震惊全球金融体系的大事。二战后，各国黄金存放在美联储是作为全球经济秩序基础架构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能够运行的前提。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安排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这样美元才能成为世界货币。而美元与黄金挂钩则需要黄金存在美联储。尽管美元与黄金挂钩在1973年终结，但美元仍是世界货币，并且从欧洲的法律以及欧洲的央行体系拥有的黄金数量来看，黄金仍是欧元的基础。德国计划从美联储撤回黄金储备，无疑意味着打算退出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制度安排。德国这样做的原因在于跨大西洋体系暴露出的结构性矛盾。

　　再加之美国长年监听默克尔电话事实被曝光，以及英国坚决反对德国主导的欧洲财政一体化进程，为此威胁退出欧盟，更坚定地说明了德国的未来不在大西洋。

　　德国为了拯救欧洲的经济危机，提出了完整的路线图，并异常坚决地推进贯彻落实。其中，拯救欧洲经济危机的“总纲领”是2011年12月欧盟首脑峰会出台的《欧盟元首声明》，其核心要点在于欧元区各国要把建立统一财政上升到法律高度。此后2012年12月的欧盟首脑峰会则出台了建立统一财政的路线图。其“三步走”的总路线图是第一步建立统一的银行业监管体系，第二步建立统一预算体系，第三步是建立“欧罗巴合众国”框架。而当前正在推进落实的是建立统一的银行业监管体系，又分为具体的小“三步走”：第一步，赋予欧洲央行对欧元区所有银行的监管权，使欧洲央行具有完整的监管职能；第二步，建立一个破产清算保护基金；第三步，建立统一的存款保险机制。在整个路线图中，德国都是主要的“出钱者”，可见德国为欧洲事务付出的努力。

　　然而，欧债危机的持续恶化、英国脱欧公投可能导致的欧洲政治经济连锁反应、复杂原因产生的难民问题对欧洲社会的深层次冲击都会使德国的欧洲统一计划甚至欧盟存在本身面临崩溃，所以德国的“后院”欧洲不能说是德国的长远发展大计。长远来看，筹划百年大计，西欧、北美都将是持续衰落区域，难有未来发展可言。

　　“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对接

　　德国虽然有从银行业联盟起步通往“欧罗巴合众国”的宏图，但作为工业立国的国度，其工业的发展蓝图重心却在与中国分工的合作计划。德国政府在2013年正式提出“工业4.0”的概念，默克尔在2013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说，未来智能工厂能够自行运转，零件与机器可以相互交流，这令跨行业合作成为必然。她指出，能否通过与时俱进的信息和交流技术，在传统的工业领域中继续保持领头人地位，这是德国工业能否拥有未来的关键。而在2015年，基于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需要，中国也提出“中国制造2025”。很快在2015年10月底，默克尔第八次访华的时候，中德双方宣布“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对接，拓展战略性新型产业合作。从双方对中德经贸关系的表述来看，提到的是全球化背景下已从原有的“互补型”逐渐转向“互融型”。

　　第九次访华，默克尔带来了德国政商界的很多精英，为的就是与中国的深度经济合作。选择中国科学院大学作为首站，是对于中德科技合作交流的重视，另一方面，与去年访问的成都的意义类似，参访欧亚大陆桥另一端的工业重镇沈阳，是默克尔发展陆权而非海权的又一次宣示。

　　12日，物理学博士默克尔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接受了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她说“非常高兴听到马普学会、弗朗恩霍夫学会、亥姆霍兹联合会等德国著名的科研机构，跟中科院和中国科学院大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中德双方全方位战略合作关系的组成部分”。

　　自上世纪70年代与德国马普学会开始合作以来，中国科学院和德国科研机构在许多科教领域都展开了深入和广泛的合作，同时也和一大批德国企业，比如拜耳、西门子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中国科学院大学也每年向德国各大学和科研机构输送近百名留学生进行学习深造，学生们的勤奋努力也得到了德方的一致认可。

　　14日，默克尔首次造访沈阳，参观沈阳故宫和工业博物馆以及华晨宝马的工厂。沈阳是中国乃至东北亚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而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模式面临重重转型压力。默克尔获悉中国正在推进结构性改革，评价道“这非常重要，也非常需要勇气”并表示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可以借鉴同样是德国工业重地北威州转型的经验，德国愿意参与到中国的经济转型之中。实际上，中德在沈阳的合作已经开始了：中德装备园的德资企业已经达到144个，而华晨宝马已经生产了超过130万辆宝马车。

　　中德在沈阳的合作对于双方都是大有裨益的，一方面可以切实的落实“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的对接，帮助诸如沈阳等东北老工业重镇的转型。另一方面，2015年3月，沈阳已经开通了经满洲里口岸到达俄罗斯和欧洲的新中欧专列，开辟了欧亚大陆强东北地区的货物运输新通道。同时沈阳也拥有东北地区最大的国际机场以及唯一的直航欧洲的航线(法兰克福)。与西南的成都一样，沈阳也成为了中欧经贸联系在东北的高地。而连续布局欧亚大陆桥的端点城市(成都、沈阳)，再一次显示了她发展陆权的决心，同样也表明了德国与中国的合作是长期的、是会不断深化的。

　　在金融方面，中德也早有布局。自2013年3月法兰克福建立人民币清算机制的谅解备忘录签订之后，中德之间已经可以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这是对于全球“去美元化”是一件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就目前的中德关系来说，中德从金融、科技到普通贸易领域都有了极大的进展，而且甚至在战略哲学方面都有着微妙的契合点。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德在各个层面上合作方式的可能。

　　作为世界最有哲学智慧传统的两个国家，中德之间的深层次合作是可能塑造人类文明未来千年进程的长远大计。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