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逊主义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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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克逊主义的反叛

　　在这种新的世界失序当中，身份政治的威力不能再被否认

　　《中国新闻周刊》文|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97期

　　70年来美国人民第一次选举了一个贬低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策略、理念和制度的总统。没有人知道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将如何形成，或者当这位新总统遇到紧迫事件和危机时，其优先事务和偏好将如何转变。但是，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从未遭遇过如此根本的争议。

　　自二战以来，美国的大战略一直在两个主要思想流派基础上形成，这两种思想都着眼于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稳定的国际体系。借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顾问爱德华·豪斯在一战期间的话，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秩序的陀螺仪”符合美国利益。为二战后全球经济的复苏而建立一个合理的金融和安全架构，既能制约苏联，又能提升美国利益。在苏联衰落时，汉密尔顿主义者主要从经济角度来理解，认为需要加快建立一个全球自由主义秩序。

　　与此同时，威尔逊主义者也认为，创造一个全球自由主义秩序对美国利益是至关重要的，但他们对此的设想是从价值观出发而非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到国外的腐败和专制主义制度是冲突与暴力的主要根源，威尔逊主义者通过促进人权、民主治理和法治而寻求和平。在冷战后期，这一阵营的一个分支即自由制度主义者，侧重于促进建立国际机构和日益密切的全球一体化；而另一个分支即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华盛顿的单方面努力或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的自愿合作，是促进自由主义议程的最佳路线。这些门派之争是激烈的和显著的，但它们都是在对全球秩序这一共同计划所拥有的共同责任下进行的。

　　然而，随着近几十年来这一计划推进的日趋乏力，全球化主义者对美国外交政策思维的毋庸置疑的掌控变得虚弱起来。越来越多民族主义者开始发出反全球化的声音，公众对建立全球秩序的计划越来越不抱幻想，开始挑战外交政策制定者所鼓吹的东西。杰斐逊学派和杰克逊学派的思想曾经在二战前炙手可热，又在自由主义秩序的全盛期变得不合时宜，如今它们已经卷土重来。

　　包括今天的所谓现实主义者在内的杰斐逊主义者认为，降低美国的全球姿态将减少外交政策的成本和风险。他们倾向于狭义地定义美国利益，并以最安全和最经济的方式推进之。这些人反对干涉主义、主张削减军费、赞成在国内重新部署政府的力量和资源。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和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科鲁兹似乎认为他们能够赶上杰斐逊思想上升的大潮。然而唐纳德·特朗普察觉到他的政治对手没有抓住的东西——美国政治真正汹涌的力量不是杰斐逊的底线主义，而是杰克逊的民粹民族主义。

　　身份政治的反击

　　特朗普信奉的独特的美国式民粹主义来源于这个国家第一个民粹主义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思想和文化。对于杰克逊主义者来说，美国并不是一个植根于启蒙运动并以实现普遍使命为目标的政治实体，这套理念是由知识分子所创造和定义的。杰克逊主义者构成了特朗普狂热的基本支持者。相反，他们认为美国是美国人民的民族国家，它的主要事务在国内。在杰克逊主义者眼中，美国例外主义并非为了让美国意识具有普遍吸引力，也不是为了让独特的美国使命来改变世界，而是植根于对个别美国公民的平等和尊严的单一承诺。杰克逊主义者相信，美国政府的职能是保障美国人民在其家园的人身安全和经济福祉，并在尽可能少地干涉个人自由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杰克逊民粹主义只是间歇性地关注外交政策，实际上它只是间歇性地涉入政治。

　　在寻求解释杰克逊主义浪潮的过程中，评论家们已经看到一些因素，如工资停滞、非熟练工人失业、民生问题、毒品泛滥——这些状况许多都与遍布美国的枯竭内城的穷困生活相关。但这是一个片面和不完整的观点。身份和文化一直以来在美国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2016年也不例外。杰克逊主义的美国感觉自己受到包围，其价值观受到攻击，未来遭到威胁。在杰克逊主义者们看来，特朗普似乎是唯一愿意为了他们的生存而战斗的候选人。

　　对杰克逊主义的美国来说，某些事件能激起强烈的兴趣和政治参与——尽管这种情况是短暂的。其中之一就是战争。当受到敌人攻击时，杰克逊主义者会奋起反击。与此相似，激起杰克逊主义者参与政治的最大的国内驱动力，就是他们感觉到被内部敌人所攻击，包括来自精英集团或不同背景的移民的攻击。杰克逊主义者担心美国政府被邪恶势力接管，试图改变美国的本质特征。他们不纠结于腐败，而认为它是政治的一个不可根除的部分。但他们对自己所认为的反常的东西怀有深深的疑虑，例如当政客试图利用政府压迫人民而不是保护他们的时候。而这正是许多杰克逊主义者近年来所感觉到的——美国精英的强大力量包括两个主要政党的政治机构，在合谋反对他们。

　　许多杰克逊主义者越来越相信，美国政治机构不再是真正爱国主义的，“爱国主义”被他们定义为对美国的福祉和价值的本能的忠诚。许多有普遍同情心的美国人认为，他们道德上的当务之急是为了在整体上促进人类进步。而杰克逊主义者对他们道德范围的定位更接近于家园——在以共同的国家为纽带的公民之间。如果世界主义者认为杰克逊主义者是落后的和沙文主义的，那么杰克逊主义者则反过来把世界主义精英几乎看作是叛国——这些精英认为，把自己的国家和公民放在首位在道德上是可疑的。

　　随着近几十年来对身份政治的选择性的拥抱，美国的杰克逊主义者对于精英爱国主义的不信任愈发加剧。充斥着当代美国的场景是，民间的、政治的和学术的运动，为各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身份而鼓与呼。精英们逐渐对非裔美国人、拉美裔、妇女、LGBT群体、美洲印第安人和美国穆斯林对文化认知的要求表示欢迎。对于大多数杰克逊主义者来说，他们不觉得自己属于这些人中的任何一类。来自特定的欧洲种族根源的白人，例如意大利美国人和爱尔兰美国人在美国身份族群中拥有悠久的传统，但这些更为久远的民族身份已经越来越衰落，声称自己是一个纯正的欧洲美国人或白人身份成为一种禁忌。因此，许多美国白人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身份的重要性经常被谈及，种族的纯正性会被重视，可以根据身份而提供经济利益和社会优势，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些，然而只有他们不能。对于有多种欧洲背景或自认为是纯正美国人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可接受的方式来为自己欢呼，甚至也无法让祖先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有许多原因导致这一状况的发生，它根源于知识分子反思美国历史的复杂过程，但这些原因对失业的工厂工人及其家庭来说，未必有什么直接的意义。许多白人选民对他们所说的“政治正确”越来越抵制，也有越来越强的表达自己族群身份的意愿，有时候会表现出一种种族主义。

　　近年来，“珍视黑人生命”运动的出现是分散的，它有时是暴力的反警察情绪的表达，有时让杰克逊主义者会产生文化隔离的感觉。就像本能地支持军队一样，杰克逊主义者本能地支持警察。在他们看来，那些在前线保护社会的人有时会犯错误，但是在激烈的战斗中或在面对犯罪时，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许多杰克逊主义者相信，要求士兵或警官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而面对巨大的风险和压力，这是不公平甚至不道德的。因此，被许多美国人视为寻求正义的示威游行，经常被杰克逊主义者视为对执法人员和公共秩序的攻击。

　　控枪和移民这两个问题，会令许多选民认为现行两党政治机构对国家的核心价值怀有敌意。非杰克逊主义者很难理解这些问题所激起的感情的深度，他们也无法理解有关控枪和移民改革的建议如何加深了人们对精英主义的疑虑。拥有武器的权利在杰克逊主义者的政治文化中发挥了独特和神圣的作用，许多杰克逊主义者认为第二修正案是宪法中最重要的。这些美国人把记载在《独立宣言》中的革命权视为自由人民防止暴政的最后手段，并认为没有武器是不可能执行这项权利的。他们认为，一个家庭应该不依赖国家而有保护自己的权利，而这不仅是一个假设的理想，而是一个潜在的实际需要，其中的某些东西是精英们所不关心甚至积极反对的。杰克逊主义者越来越担心民主党和中间派共和党人会试图解除他们的武装。因而，即使犯罪率总体上下降，而主要的枪击案和随后的控枪提议总会刺激枪支销售出现高峰。

　　在移民问题上，大多数非杰克逊主义者误解了杰克逊主义者关切的来源和性质。有关移民对低技术工人工资的影响已有大量讨论，一些人也谈到仇外心理和伊斯兰恐惧症。但在2016年杰克逊主义者看到，移民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让他们边缘化的一个有意识的尝试。民主党人对“民主党新兴的大多数”充满希望，而这一提法的基础是白人投票人口百分比的长期下降。在杰克逊主义者听起来，这是在有目的地支持美国人口结构的转变。精英们强烈支持高层次移民并且对非法移民视而不见，杰克逊主义者面对这种情况，看到的是精英群体站出来，在政治上、文化上和人口统计学上把他们逐出权力圈。

　　总之，在去年11月，许多美国人投票表示了他们缺乏信心——不是对一个特定的党，而是对更广泛的统治阶层及其相关的世界主义意识形态。特朗普的许多支持者不太关心推动一个具体的方案，而更为关注可能令国家走向灾难的问题。

　　路在何方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仍待观察。许多总统在就职后不得不对他们的理念进行重要调整，特朗普也许并不例外。他的非正统的政策付诸实践的前景目前也不明朗。杰克逊主义者可能因特朗普的失败而感到失望，甚至转而离开他们曾经拥护的英雄。曾经发生在乔治·布什总统身上的这一幕，也可能在特朗普身上重演。

　　目前，杰克逊主义者对美国的全球参与和自由主义秩序建设政策持怀疑态度，但更多的是缺乏对塑造外交政策的人的信任，而不是对具体的政策调整的渴望。他们反对最近的贸易协定，不是因为他们理解这些复杂条款的细节和后果，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协定的谈判者不一定真的为美国利益考虑。大多数杰克逊主义者不是外交政策专家，也不曾期望成为专家。对他们来说，领导力必定与信任有关。一旦他们相信了某个领导人或政治运动，他们可以接受看起来违背直觉的政策。

　　他们对美国建制派不再有那样的信任，直到信任能够恢复的那一天之前，他们都将对华盛顿保持严格的约束。有一件事情是杰克逊主义者了解特朗普的——他是毫无疑问地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对于他们美国的精英，他们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的关切并非没有道理，因为美国建立全球秩序的计划基本上不再炫目。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西方决策者们过度沉迷于一些危险的、过于简单的理念。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被驯服，不再会产生经济、社会或政治动荡。他们觉得，非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感情已经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只有“苦涩的”输家们才相信那些。奥巴马在2008年说过，这些人“坚持枪、宗教或对异类的排斥……这种排斥只是解释他们失败的一种方式”。

　　鉴于这样的观点，最近的许多事态发展——从9·11袭击和反恐战争到金融危机，再到最近大西洋两岸愤怒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浪潮，带来的都是极度的惊讶。越来越清楚的是，全球化和自动化已经打破了支撑战后繁荣和美国社会和平的社会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阶段将挑战全球自由主义秩序以及国家基本结构的许多方面。

　　在这种新的世界失序当中，身份政治的威力不能再被否认。西方精英认为，在21世纪，世界主义和全球化主义将战胜退步主义和对特定集团的效忠。他们没有理解人类心中根深蒂固的身份政治，以及这些根源在内政、外交政策领域寻找政治表达的必然性。他们同样没有理解，世界主义和全球化所孕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将产生动荡和最终的抵抗。就像一个世纪以前社会学家所青睐的经典术语——共同体对迅速发展起来的社会展开反击。

　　因而，国际政治未来所面临更大的挑战，是在可持续的基础上找到重塑全球体系的道路，而不是按照传统路线去完成建立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任务。国际秩序的建立不仅需要依赖精英的共识、权力与政策的平衡，而且还要依赖社会群体的自由选择。不同的社会群体不仅需要在面对外部世界时得到利益，而且需要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到自己被保护。★

　　(作者系巴德学院外交与人文学教授，曾在耶鲁大学教授美国外交政策。本刊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版权合作，本文中文版权为《中国新闻周刊》独家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