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与互不相容 民粹主义背后的“怨恨”

　　民粹主义背后的怨恨

　　放眼未来，决策者和政治领导人需要解决受到民粹主义者

　　利用的根本性问题。首先，需要确保社会贡献能够获得

　　比今天更加恰当的回报，从而对资本主义进行纠正

　　文/拉多斯拉夫·斯科尔斯基(Radostaw Sikorski， 波兰前外交部长)

　　要为美国总统特朗普鼓两次掌。没有他，西方将仍然把民粹主义视为中东欧独有的问题。但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最清楚的方式证明了一个事实：民粹主义绝不仅仅是所谓的“不成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的专利。

　　据说，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一个人距离一件事越远，他越是觉得这事似乎是必然的。今天的民粹主义风潮即是如此。波兰法律和正义党(PiS)在2015年以38%的选票支持率赢得权力不是必然的；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年也不是必然的，其实他比他的对手少了300万张普选票。在这两个例子中，幸运和竞争制度安排起了一定的作用，与此类似的是，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这些因素也把自由派带到权力的高峰。

　　尽管如此，在步入2018年之际我们应该认识到，迎接我们的将是又一个民粹主义动荡之年。毕竟，民主国家的民粹主义政治绝非什么新鲜事，不管这个国家是年轻还是古老。在19世纪，“自由铸造银币”运动让美国陷入分裂，如今，退欧运动让英国重蹈覆辙。

　　民粹主义成功的原因是其利用了选民对建制派的疏离感。建制派没能或无法有效地应对严峻的挑战——比如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农作物价格低迷和债务通缩，或今天欧盟的移民问题。他们常常用简单的方案对付复杂的问题。一旦掌权，他们常常不能兑现承诺，倒是把公共资金花个一干二净。聪明的建制派政治家会将一些民粹主义观点融入自己的政治计划中。在做出了这些妥协后，民众情绪一半会有所冷却，社会也能够恢复稳定。

　　那么，今天最重要的民粹主义怨恨是什么？从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家的情况来判断，至少有三样东西：阶级不满、对人口结构绝望和身份危机。所有这些怨恨都有合理的根源，也都需要解决。

　　与流行的信念相反，所有这些怨恨都不是严格的经济问题。在波兰，25年来收入一直在上升，不平等性一直在下降。但与此同时，普通人越来越怀疑精英“饱食终日”，而其他所有人都得为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而奔波。

　　部分问题在于预期超过了现实，当预期无法满足时，人们便开始怀疑社会契约本身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感对于民粹主义运动的支持作用远远大于收入水平。毕竟，即使你的收入远远高于波兰最低工资标准，你也很容易对全球富豪将亿万美元藏匿于避税港，或跨国公司惯常逃避纳税义务而义愤填膺。

　　此外，尽管民粹主义者在移民问题上发出种族主义的声音，但他们的直觉是慷慨的福利国家和开放边界互不相容。这种直觉并没有错，地中海的对岸有10亿人，不能因为他们等着过上欧洲福利国家的生活而谴责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所生活的国家根本没有福利可言，甚至连基本的国家功能都不具备。

　　欧洲不可能接收所有的人。对于可容忍的移民率是多少、西方国家的接受能力以及边境控制问题，还存在法律上的争论。此外，公平地讲，应该问一问是否有比大规模移民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与人口老龄化有关的问题，比如通过增加儿童福利和产假而促进生育率的提高。民粹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情者最讨厌的是，他们仅仅是提出这些问题就会被扣上不宽容或更大的帽子。

　　至于第三项民粹主义怨恨即身份危机，可以预见的是，在全球化和精英政治时代落后的群体，将转向通过集体身份来寻求尊严。尤其是在波兰和美国，这一趋势因为宗教虔诚度的下降而强化。民族主义是害怕失去生计的人的最后的庇护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多数派在遭遇沦为少数派的危机时所做出的反应。

　　如今，除了这份“怨恨清单”之外还有一个事实，即从历史上看，每一场信息革命都会导致政治革命。在一个社交媒体不受监管的世界，民粹主义煽动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点燃早已在选民中间蓄积的困惑、幻想和犬儒主义。

　　放眼未来，决策者和政治领导人需要解决受到民粹主义者利用的根本性问题。

　　首先，需要确保社会贡献能够获得比今天更加恰当的回报，从而对资本主义进行纠正。即使我们承认金融家对社会的贡献要比医生更大，但是他们的贡献难道会大1000倍甚至10000倍吗？

　　与此相类似，现在是时候将躲在经合组织认定的避税港里的公司和个人账户揪出来了。欧盟坚持要求跨国公司在经营所在地缴税，这是正确的，欧盟成员国必须支持欧盟委员会对此加强控制的提案。

　　其次，政府必须重新控制国家边境，对于欧盟来说，则要控制超国家边境。公民希望能够决定让谁在什么条件下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也希望确保新来的邻居是带着做个好邻居的意愿前来的。

　　第三，政客必须停止利用廉价的民族主义作为赢得选举的策略。他们欠选民一个解释，解释为什么多边主义能更好地保护选民利益。欧盟尤其如此，它需要加强培养欧洲的爱国主义，也许在外围进行联合军事行动是对此有效的途径。

　　最后，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其他新技术需要受到规范，完成这一目标既可以通过促使公司加强自我约束，也可以通过实施新的立法。和一切改变世界的发明一样，数字技术也有不容忽视的明显的副作用。

　　这些目标是困难的，但也是可实现的。与肆虐今日的失败主义相反，我们能够通过民主手段实施立法，监管和解决民粹主义者所提出的问题。但一切行动都需尽快展开。假如我们不行动，民粹主义者就会行动，并带来更具破坏性的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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