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第一，比赛第二：奥运促进政治解冻

　　奥运促进政治解冻

　　文/哈维尔·索拉纳

　　前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北约前秘书长，西班牙前外交部长，现任ESADE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中心主席，布鲁金斯学会杰出研究员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有一句名言：“参与第一，比赛第二。”上个月，朝鲜参加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奥会的举动，对这句话进行了新的注解。

　　从历史上来看，体育长期以来一直在世界舞台上起着建设性的政治作用。1971年在日本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一位美国选手搭错了中国队的大巴，结果开启了日后的“乒乓外交”。不久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历史性访问铺平了道路。

　　同样，在日本举行的1991年世乒赛上，朝鲜和韩国组成了一支联队，并在女子比赛中爆冷获得一枚金牌。在那短暂的一刻，欢呼雀跃的朝鲜半岛联队忘记了她们之间身份的区别。

　　事实上，韩国的现代民主至少也要部分地归功于奥运会。1987年，即1988年汉城(后改称首尔)奥运会举行前夕，韩国人民成功地推翻了时任总统全斗焕的军人政权，举行了民主选举。此事可谓峰回路转，因为全斗焕认为举办奥运会是改善其独裁统治形象的良机。要不是奥运会近在眼前，并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压力，韩国民主转型可能不会发生，至少不会那么和平又迅速的发生。

　　但1988年汉城奥运会也有黑暗的一面。朝鲜没有就如何参赛与韩国达成一致，最终决定抵制在半岛的另一边举办的这场全球体育盛事。相反，奥运会加深了朝鲜与韩国之间的裂痕，而1991年短暂的共庆胜利不足以扭转这一趋势。韩国继续对世界开放，而朝鲜加深了孤立主义，在苏联解体后变本加厉，走上了核扩散之路。

　　当然，朝鲜决定抵制奥运会并非没有先例。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抵制过奥运会，甚至利用抵制来推动与奥林匹克精神相悖的价值观。1936年希特勒政权举办的柏林奥运会便属于此列。

　　1945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回顾1936年奥运会时谈道，“竞技体育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他指出，“奥运会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它促成了一个现代恶习，即用竞争国际威望的眼光来看待一切。”

　　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是一次通过美轮美奂的新建筑而实现的成功。最终，中国赢得的金牌数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这毫无疑问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2014年索契冬奥会给了当时举步维艰的俄罗斯普京政权喘息的机会。在索契冬奥会闭幕式前的三天，普京对东乌克兰进行了军事干预，并吞并了克里米亚。

　　今年，冬季奥运会回到了动荡的朝鲜半岛，而朝鲜和韩国仍保持着65年来的战争状态——尽管停战协议早已签订。在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的决定做出之前，许多人担心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情节会重演，或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将这次运动会作为彰显军事力量的机会。毕竟，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韩国队在那次世界杯上表现异常出色，然而，当世界杯接近尾声时，朝鲜对韩国发动了一次海上攻击。

　　幸运的是，韩国总统文在寅采用了周到而抚慰的态度，而金正恩在其新年献词中予以积极回应，这让南北关系在冬奥会之前开始有所缓和。韩国通过暂停美韩联合军演来消弭紧张局势，朝鲜则决定参加奥运会，最终形成了受到全世界欢迎的结果。事实上，此后好消息频仍：两国在开幕式上共同入场，甚至组建了一支联合女子冰球队。平昌冬奥会闭幕后不久，又传出朝韩两国领导人即将会晤，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与金正恩会面的消息。

　　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朝鲜和韩国已经在三届奥运会中联合出场过，因此，我们仍应对今年冬奥会后的诸多进展持审慎态度。但我们也应该摒弃宿命论，保持对朝鲜的动议的支持。

　　朝鲜半岛的核危机无法不通过谈判解决。在这方面，正逢汉城奥运会30周年举行的平昌冬奥会也许是近几年来促成各方面进展的最佳机会。但愿朝鲜运动员的平壤到平昌之旅最终能结出外交果实。希望文在寅所说的“和平运动会”不仅仅是通过最后的奖牌榜而被历史所铭记。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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