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控与宽松：欧洲防疫政策为何走向不同？

　　■ 观察家

　　据报道，西班牙政府已起草一项法令，将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封锁。该措施将于3月16日上午8点生效。至此，南欧两大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相继进入“封城”模式。

　　此前瑞典宣布“不再统计全国的确诊人数”；英国则祭出了“群体免疫”，不会关闭英国的学校，也不禁止大型活动，只是建议轻微感染者在家待一周，禁止70岁以上老人公开活动。这都被不少人解读为政府放任不管、“自暴自弃”。

　　欧洲的防疫政策出现了分化，南欧两国选择了严控路线，而瑞典和英国则走向宽松。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分歧？值得探讨。

　　欧盟国家的高福利水平是闻名于世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制中医疗是重要的环节，更是被公认为优秀的公共卫生体系。2019彭博健康国家指数覆盖169个国家和地区，该指数考虑预期寿命、环境因素、肥胖概率等变量。排名前十中，七席为欧洲国家——意大利排名第七。

　　但是，意大利在疫情中的实际表现让人大跌眼镜。此次疫情最严重的伦巴第大区是意大利经济最发达地区，该地区政府人均医疗投入在意大利各大区排名第二，整体地位类似我国的上海。但疫情袭来，该地几乎一触即溃，医疗体系脆弱得难以置信。

　　2018年，意大利医疗仲裁法院发布医患数据分析报告称，意大利大约有1100万人因公立医院就诊排期时间过长，正在等待治疗或选择私立医院去看病。在伦巴第大区公立医院做一个静脉造影检查，需等待时间为98天，其医疗设备配置的捉襟见肘可想而知。

　　这不是意大利独有的现象，欧盟发达国家的医疗福利标准基本一致，很多问题是共通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等待时间过长，以至于很多国民只能飞到印度，这般“医疗之旅”早已人所共知。

　　欧洲各国在疫情考验下，不得不面对医疗资源严重匮乏的真相，这是各国采取政策的共同前提。

　　意大利等国从疫情之初就选择了严控，但最终没有阻止疫情的暴发，这不仅是因为医疗挤兑问题，还与欧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国民意识有关。

　　欧洲高福利制国家是不折不扣的大政府，政府财政占到GDP的40%，管理社会各方面的事务，功能极其庞杂。但是，采取强力措施实施管制绝非其强项，多年来没有施行真正的紧急状态，国民一时很难配合，不得不说这与他们的国民性格有关。

　　西班牙与南欧邻居意大利声气相通，基本情况也与之相似，这也正是西班牙政府追随意大利的足迹选择了严控严防的“封城”模式的原因。

　　英国的“放任”其实也是对意大利前半程严控失败教训的汲取，这既是无奈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选择。

　　理论上讲，英国政府确实可以升级到战时状态，但是脱欧、苏格兰分离倾向加剧等因素的存在，政府即便出台此类措施也未必能落实。

　　对岸的法国就是如此。马克龙政府出台禁止大型集会的政令后，阻挡不了“黄马甲”的大游行。如果英国政府强推严控，存在双重风险——首先是引发剧烈社会冲突，其次是政令无法执行，失去威信。无论哪种风险爆发，都是社会失序的结果。

　　至于瑞典的“不再统计全国确诊人数”，不应过度解读为政府“自暴自弃”、放任自流。瑞典的地理位置、现实情况都决定了它不大可能直接升级到封城封国的严控路线。地广人稀的自然条件，与大城市林立、人口稠密的东亚、西欧都有很大的不同，也不可能采取相同的防疫策略。

　　总而言之，各国防疫政策都取决于本国的医疗资源条件、社会状况乃至政治、文化。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面临的规模庞大的新型流行病，眼下更需“兄弟爬山，共同努力”。但愿中国无恙、欧洲无恙、全球无恙。

　　□江东瑜（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