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肺炎)中新时评：美日鼓励企业回迁的“政治经济学”

　　中新社北京4月16日电 题：美日鼓励企业回迁的“政治经济学”

　　中新社记者 聂芝芯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近日声称，为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政府愿意承担“搬家”成本；日本新推的抗疫经济救助计划中有一项“改革供应链”项目，列出专款用于资助日企把生产线从海外投资的生产据点迁回本土或迁厂至别国，实现生产基地多元化。两个大国“不约而同”吹响迁回企业的号角，“外企撤离论”“对华脱钩论”一时甚嚣尘上。

　　对于美日迁回企业的政策导向，过激反应不免夸大，不当回事也不科学；既不该当做单纯的经济问题求解，也不宜简单从政治角度树“假想敌”。置于“疫情”的现实背景下，这是一个感知世界凉热、各国心理起伏的观察切口，折射出本次疫情带给西方国家的冲击，以及由此带动的心理调适与政策调整。

　　首先这是一种“疫情应激综合征”。前期，“世界工厂”中国疫情暴发，全球产业链被掐断，日本车企大幅减产，苹果手机产能受限，世界感受到了痛；后来，海外疫情暴发，口罩等生产线外迁的西方国家，没想到小小口罩成为自身的阿喀琉斯之踵，上演了扎堆抢购中国物资的一幕，掌握关键医疗设备的自主性成为迫切需要，也强化了日本急于迁回医疗类企业的心态。

　　其次暗合了西方长期的心病。“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西方大国与新兴国家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全球治理呈现多元化趋势。美国、日本、欧洲国家意识到“制造业空心化”的弊端，纷纷启动振兴制造业计划，以摆脱经济社会阴影。如今在疫情这个新变量的介入下，“西方衰落”再度成为舆论场上一种隐性叙事，制造业回流更成为西方对冲危机感的抓手。

　　理想虽然很丰满，但现实呢？美日的号角能撩动多少外企回流，选择权在于外企自身。这取决于资本的逻辑与权力的逻辑、逐利的需要与政治的需要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接。苹果公司曾拒绝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搬迁建议，坚持把生产线设在中国，是因为有一本自己的账本——搬迁耗时且成本高昂，美国本土产业链不够匹配，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缺乏，从经济学角度考虑都是不利因素，而中国这个大市场是其割舍不下的“甜头”。这也是西方振兴制造业计划经营多年依旧“魅力有限”的一大原因。

　　但是，经历了疫情这样堪比“战时状态”的危急状态，国家安全的需要无疑会被放大，政治考量的分量会加重。法国总统马克龙前不久曾说“这场危机教会了我们，对某些产品和物资来说，它们的战略属性要求我们具有欧洲主权”。当西方国家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倾向于负面——传统安全风险和非传统安全风险未来也许会更加频繁，政治人物想用各种杠杆撬动资本回流的力度会持续加码，尤其是战略物资相关的产业，范围远比过去重点吸引的高端制造业更加广。

　　由此带来的后果，一是难免有部分外企尤其是出口导向的外企，为规避政治风险而转移生产线，正如中美贸易战期间一些外企转场第三国一样；二是新的壁垒诞生，助长逆全球化势力，全球化进程不得不被重新塑造。

　　尽管这一现象尚未大规模出现，但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难以跳过的“魔咒”。对于中国来说，要以不变应万变，按照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提升“中国智造”品质，及时填补外企抽身空白、进行产业修复，同时利用外企转场机会优化外来投资结构。对于世界来说，基于资本逻辑的全球化后退，未来要在效益与安全之间寻找平衡，预示着全球化之路充满更多变数，人类社会呼吁更高层次的全球治理智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