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缠身的希腊终于等来了“救命钱”。5月6日，希腊议会以172票赞成批准了一项近乎苛刻的财政紧缩计划，目的是争取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价值1100亿欧元的一揽子援助。为了这笔挽救希腊于绝境的救援款项，以总理帕潘德里欧为首的希腊政府必须在2012年之前削减300亿欧元预算，而这意味着过惯了舒服日子的希腊人从此要勒紧裤带。当然，这是希腊人不肯接受的现实。但如果不对现有的经济模式动“大手术”、不改变弊端重重的福利制度，希腊终有一天会步入绝境。

　　高福利和腐败掏空国库

　　2009年12月，希腊政府自揭老底，曝出了该国长期被掩盖的债务黑洞：2009年希腊的财政赤字占到希腊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债务总额高达2940亿欧元，平摊到1100万希腊公民的头上，相当于人均背负2.67万欧元(约合24万元人民币)的债务。

　　希腊政府财政多年超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希腊特色”的福利制度。“希腊的福利有多么好，看看码头工人的薪水就知道了。”希腊华文媒体《中希时报》记者汪鹏对《世界新闻报》记者说。据汪鹏介绍，希腊所有的码头工人都算公务员，一个初级工人的月薪在3000—10000欧元之间。“何况他们一年可以领14个月的工资”。

　　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是希腊高福利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在希腊，仅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数量就占全国劳动人口的10%。如果算上公共部门的从业人员，比例会更高。希腊公务员每个月可以获得介于5欧元至1300欧元之间的额外奖金，而发奖金的名目林林总总，包括会使用电脑、会说外语、准时上班等。尽管希腊法律保护公务员免于被辞退，但却允许他们在过了40岁之后就退休和领取退休金。希腊公务员的后代也能跟着沾光。如果公务员的女儿是未婚或者是离婚，她们可以在父母死后继续领取父母的退休金。

　　希腊的高福利制度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方面，希腊人口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据欧盟统计，希腊的老龄化负担占GDP的15.9%，是全欧洲最高的，老龄化的沉重压力意味着希腊政府需要承担更高的养老金支出；另一方面，希腊加入欧元区后，尽管其生产能力未能与高标准欧元区国家同步，但却在福利水平上大踏步向这些国家看齐。希腊不同的政党为了拉选票，不断开出各种福利支票以争取选民的支持。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希腊财政状况恶化跟希腊的“全民逃税”现象也有很大关系。由于征管不善，希腊国内偷税漏税非常严重。根据希腊媒体援引希腊企业联合会的估算，希腊全国每年偷逃税款高达300亿欧元。此外，希腊的“贪腐文化”也是造成希腊国库亏空的一个原因。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援引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贿赂、献金和其他公职腐败致使希腊政府每年损失200多亿欧元，相当于希腊GDP的8%。

　　脆弱的政经结构

　　如此巨大的福利开支，需要一国政府较高的经济收入来维持。但可悲的是，希腊的经济产出远远低于政府的支出。

　　希腊是欧盟成员国中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之一，其支柱产业是旅游和航运。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令希腊元气大伤后，该国经济恢复缓慢。2007年起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希腊的两大支柱产业，并造成希腊国内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通胀率。希腊的经济效益与公共开支严重失衡，该国GDP增长率长期在1%至2%左右，而实际工资增长率却平均在5%左右，造成的结果就是日趋严重的财政赤字。

　　本月5日，希腊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民众抗议政府通过财政紧缩政策，希腊长期积压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再次爆发。

　　2008年12月，两名希腊警察执法时误杀一名少年，竟在希腊国内引发了持续两个月的大规模骚乱。希腊民众将怒火撒向政府，抗议政府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推行养老金改革、削减福利开支。这起事件动摇了新民主党政府的执政根基，导致该党在2009年10月被迫提前大选，惨败下台。新上任的泛希社运政府雄心勃勃，力求提振经济信心，大力推动改革。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腊经济的病痛仅靠几次“小手术”是解除不了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中心研究员刑骅对《世界新闻报》记者说：“希腊要想根除债务危机，不能仅靠外部援助，最根本的是要改变脆弱的经济模式，打造能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拳头产业。”刑骅还说，欧盟和IMF提供给希腊的经济援助，由于带有官方性质再加上利息比国际金融市场的利息低，对于希腊提高信誉度是有帮助的。但希腊要想重新赢回资本的信任，恐怕还需要对经济结构进行深度调整。

　　新闻链接：“德国病人”给希腊做榜样

　　实际上，希腊所面临的改革压力，作为希腊主要救援者的德国同样有过。十几年前，德国经济增长低迷、失业率高企、企业外迁、收支失衡造成巨大财政压力。这与当前希腊病症如出一辙，长久以来奉行的高福利体制被认为是“祸首”。

　　十年后的德国已成为当前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和中流砥柱。在美国、欧洲各国频现债务危机的情况下，德国却独树一帜，表现出社会稳定、出口强劲、财力充足等显著优势，究其原因，与德国两届政府持久的改革密不可分。德国前总理施罗德1998年上台不久制定了“2010年议程”，其改革涵盖了税收、薪酬、失业、养老等各个方面。2005年后的大联合政府中，默克尔组阁了新政府。她坚持了“2010年议程”的改革思路，致力于改革高福利、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效率，将推动就业作为政策的核心目标。十年改革初显成效，德国从“欧洲病人”摇身变成援助提供者。(刘言 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