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闪电”辞职。自去年9月12日安倍晋三“抱病辞职”后，不到一年内两次爆发“首相撂挑子型”政治地震，反映了日本政党政治的深层较量。日本经济在进入成熟期后，其政治体制迎来了模式转换的“阵痛期”。

　　自1993年自民党结束一党单独执政的“1955年体制”后，日本政治舞台已经拉开两大政党交替掌舵的历史序幕。问题是，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深陷10年衰退的“历史黑洞期”，经济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反映在政党政治上，日本主要政党和党派“朝合夕散”，重组、裂变不定，两大政党模式至今尚未最终形成，导致政坛更迭频繁，首相面孔十年九变，政治生态严重恶化。

　　日本政党体制的不确定集中体现在选举制度上。选举制度是政党结构的晴雨表。一般两大政党体制通常选择“小选区制”；多党林立的政党结构通常选择“中选区制”；而一党居主，多党紧随的政党结构通常适用于“小选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1996年日本进行的选举制度改革，实行了“小选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反映日本的政党结构依然处于自民党一党独大、其他政党竞相追赶、政党势力尚在变动的混乱格局中。尽管2007年7月民主党取得参院换届选举的阶段性胜利，赢得参院议席总数上的优势，但其总体实力仍存在不确定性，无法确保在众参两院同时获得优势议席。

　　正是这种政党结构的不确定性，形成了自民党与民主党的政治不自信。其结果导致在国会政治上形成了两大政党相互掣肘、彼此拆台的“扭曲国会怪圈”，从而使执政党的政策难以顺利落实，日本政治陷入内耗型混乱局面。在此背景下，日本固有的官僚机构权力复活，反过来对政党政治又构成了强烈的牵制。包括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在内的众多小党，则日益演变为政治天平上的移动砝码，其政治倾向更趋功利主义，进而导致执政联盟内部矛盾暴露乃至激化。事实上，无论是安倍晋三，还是福田康夫，都深深受制于这种政治乱局的困扰，执政能力受到严重制约，难保支持率不下滑。

　　进入新世纪，日本经济迎来了发达国家无法回避的成熟期。其典型表现是，政策体系疲劳，创新机制钝化，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潜在经济增长率陷入滑翔轨道，同时，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潜在问题上升。

　　日本经济的成熟期又表现了独特的风格。第一，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力资源结构出现“高龄低质化”，“创新体质”下降。第二，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增加，社会保障制度暴露了结构性财源不足的弱点，无法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阻碍经济发展，酝酿社会不稳和政治动荡。第三，日本历经10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断遭遇“新保守主义”的制约，未能形成应对全球竞争的全新制度，迫使日本企业不得不转向海外寻求发展空间，导致日本经济出现结构型竞争力弱化，潜在增长率长期低滑。第四，经济发展资源过度向东京、大阪、名古屋等中心城市集中，地方经济缺乏活力，地区差别日趋明显，经济发展结构失衡。

　　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全球化息息相关。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对立退化，世界市场重新统一，世界生产要素不再受政治阻碍，可在全球范围相对自由移动。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带动东亚地区掀起市场制度创新浪潮，地区经济形成相互依存的网络。东亚出现群雄并起新格局，客观上也导致了日本的“亚洲门户”地位下降，国际影响力相对弱化。贸易结构的变化呼唤日本必须及时调整国内政治和社会制度，实行彻底的制度变革，但鉴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日本经济、政治、社会体制改革严重滞后。

　　由此，日本经济进入了成熟后的“更年期”，支撑日本经济崛起的“自民党政治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新局面。经济结构的剧变，犹如岩浆滚动，驱动政治板块急剧漂移。日本政治迎来了“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对决期。

　　小泉政府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历经安倍政府的“新保守主义”蜕变，再经福田政府的“温水效应”，似乎变成了日本政治的“孽债”。“修补小泉改革的负面影响”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缩小差距、解决养老金问题成为各党争扛的大旗。面对政权危机，福田被迫提出“改革与修复改革并重”的理念，日本政界重新掀起是搞“北欧模式”还是走“美国道路”的争论，积极财政与健全财政、大政府与小政府这对历史命题，重新成为日本政治对决的引子，使日本的改革更加不明方向。

　　在扭曲的政治生态下，选举成为关乎各政党政治生命的前提，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都不敢无视选票，大行改革；相反，假借“修复改革”旗号，竞相许愿，实行深度保护，大行改革逆流，这也无异于饮鸩止渴，必将使自民党的政治治理模式再度延长，成为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阻碍。

　　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对外战略，乃至对华战略，很难不受政治乱局左右。日本如何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影响力，也很难不令人担忧。(刘军红/作者为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