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持续缩水的家庭资产，一路攀升的负债表……各国的中产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在拯救经济危机的努力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他们，已然成为这场危机最大的牺牲品。

　　中产阶层群体的频频告急，让各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阶层的危机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后继乏力。

　　早在今年1月，奥巴马政府率先打出“为中产阶层而战”的口号，日、德、法等主要发达国家也陆续将稳定中产阶层提升到优先的政策性高度。在中国，温家宝总理关于“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的表述也让人们对于这个新兴阶层的成长有了更多联想和期待。

　　而受挫的中产们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愿景：是跟随国家经济的停滞而重返贫困，还是有能力在挽救全球经济上承担更大的责任？

　　中产阶层的愤怒

　　“远离喧嚣的城郊，一辆轿车利落地驶进其中一栋房子前院，灿亮的阳光洒满院子，两三个孩子和一条狗在绿草地上嬉戏，这时，大门敞开，优雅的女主人走出来，与刚下车的男子拥抱亲吻。”

　　这是许多美国电影里经常出现的画面，画面呈现的幸福生活，是许多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写照，也是许多追求美国梦者的理想生活。但是，这般好景对一些美国中产家庭已是明日黄花了。

　　如今美国中产阶层曾经普遍拥有的优越感在下降，他们被形容为“集体向下沉沦”。受经济危机影响，房地产泡沫破灭，借款紧缩，许多中产阶层的生活越来越难过，很多人被裁员后，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顿。

　　而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险已经成为背负在美国中产阶层身上的“三座大山”。《经济学家》周刊曾引用美国马里兰大学专家的话说：经济衰退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数百万新增贫民人口，而是中产阶层遭到“巨大打击”。

　　在欧洲传统的中产阶层市民社会，愤怒和躁动的情绪在蔓延，最近包括希腊、法国、西班牙等国在内的欧洲多国一系列的中产阶层罢工，冲在队伍最前面的中产们已非昔日有车有房、衣食无忧、时常全球旅游度假的白领，而是成了走上街头抗议降薪和退休年龄延迟的工会先锋。

　　一向以社会和谐、均衡以及财富分配均匀自居的日本，也因连年的经济低迷而加剧了中产阶层的瓦解。10年前，90%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去年东京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接近一半的日本人把自己的经济地位定义为“中产阶层以下”。

　　在2009年，日本有16000多家公司倒闭，比前年增加了12%。有媒体称，破产潮很可能会继续下去，破产的工厂主和被解雇的员工自杀数量也会上升。

　　而新近崛起、受惠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兴国家中产们，旺盛的消费能力和积极的进取意识使他们在经济危机中被全世界寄予厚望，然而，基础脆弱的他们更易受到经济转轨阶段各种不确定因素的袭扰，一个不小心可能随时跌入贫民阶层。事实上，金融危机打击下最大的受害群体，可能正是新兴市场那些刚刚摆脱贫困、进入中产的人们。

　　中产社会集体倒退？

　　自2007年夏季开始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是对美国的中产阶层而言，衰退其实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曾经撰写《中产阶层美国的终结》一书，引起不小的轰动。该书透露出一些中产人士颇为窘困的生活状况。克鲁格曼说，二三十年前，美国的中产阶层占据社会重心，可是最近几年来，经济增长的收益却流向了富人阶层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阶层。

　　美国并不是这一情形的孤例，在当今西方社会，中产阶层的普遍贫困化正在蔓延。

　　法国中产阶层在二战后三十年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法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当时中产阶层普遍对未来生活感到乐观且有保障感，堪称是法国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时代。

　　但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失业问题日趋严重，法国中产阶层开始普遍出现一种焦虑心态，特别是在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持续高于中产阶层收入上涨速度的情况下，许多理论上处于中产阶层位置的人无力购买其同样属于中产阶层父母居住地同等环境的房产，而不得不置业于房价更便宜的区域，因此产生了“身份倒退”之感。

　　法国生活条件研究中心社会学家雷吉·比戈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指出，由于在过去三四十年内法国中产阶层收入上涨速度落后于住房、水电、燃油等物价上涨速度，导致目前法国中产阶层每月身负的“强制性开支”比重提高，进而使得他们可自由支配资金比重下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比戈所指的“强制性开支”包括每月偿还贷款、各种税收、保险、房租、水电、煤气等无法缩减的开支。比戈调查结果显示，1979年“强制性开支”平均占法国下层中产阶层月支出的21%，但2009年时这一比例上升至38%。对上层中产阶层而言，“强制性开支”比例也在这段时间内从20%上升到32%。

　　此外，比戈举例说，2008年，法国居民税后可支配月收入中间值为1467欧元。对于收入接近该中间值的人群，每月支付完“强制性开支”，再支付过食品、交通、医疗、教育等开支，每月大约只能剩下300欧元用于娱乐、服装等消费。在这部分人群里，48%的人当年没有外出旅游，37%的人没有去过电影院，34%的人没有汽车。

　　而在拉美地区中产阶层正在迅速崛起的国家，高通胀、高债务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使得拉美的中产阶层的境遇每况愈下。圣保罗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马西奥·波奇曼估计，在1980年以后，巴西有700万人退出了中产阶层行列(其中有300万人进入了上层阶层)。

　　脆弱的“夹心层”

　　中产者曾被赋予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他拥有光明无比的未来，被誉为稳定社会的超级力量，但当社会学家把这项光辉无比的任务压在他的肩上时，却悲哀地发现他们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脆弱的夹心层。

　　在金融风暴爆发后，那些享受千万年薪下台的华尔街高管不断引起轰动，但更普遍的事实是成百上千万的中产阶层集体失业。人们常常叹息于所看到的关于富人身家大幅缩水的报道，但富人有着更丰厚、更多元化的资产，有更大能力来吸收冲击。至于穷人，他们通常远离金融市场、与房产无缘，收入并无实质上的变化，政府也不愿意遗忘了他们而背负指责。所以，真正可能被冲击到的，就是中间的夹心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