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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翻译“国家队”纪事
“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刚到外交部翻译室那天，主任过家鼎就这样告诉张维为。“总书记啊，总理、副总理啊，还有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老过呷了一口茶，“当然了，还有邓。”20多年过去，张维为依然记得老过当时的表情——貌似轻描淡写，却又郑重中带着一丝得意
本刊记者/刘婉媛
1983年的夏天，站在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的办公室里，张维为感到一丝新鲜，也有一点兴奋。
经过层层选拔，他终于来到了这里——外语系学生最向往的地方、传说中神秘的外事部门。但他并不确定，“翻译室”具体是做什么的。
“看过女排比赛吗？”这是上司、翻译室主任过家鼎抛给他的第一个问题。当时，如日中天的中国女排是民族英雄。“女排是排球的国家队，我们这里就是翻译的国家队。”老过说。
张维为在“国家队”里干了5年。
给领导人当翻译不光是技术活，也是个体力活，因而翻译室有个不成文的规定：30岁以上的，一般就不会再被安排担任领导人的口译工作了。主要出于这个原因，张维为在翻译室工作5年之后，也就是年届30之时，给自己的职业生涯作出了另一个选择：离开外交部，到联合国担任译员。
此后，张维为辗转于美国与欧洲之间，如今已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在日内瓦韦伯斯特大学担任国际关系教授，也是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现在的我已是一介平民。”张维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完爽朗地哈哈一笑。
记者眼前的平民学者张维为，依然不脱外交官气质：一身裁剪得体的西服，头发纹丝不乱，举止干练，颇具风度。对于当年那一段精彩纷呈的岁月，张维为如今谈起来并无任何炫耀、渲染，像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只是提到邓小平的时候，他的眼中顿时饱含深情，崇敬之意溢于言表。
进入“国家队”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国家命运的转变也颠覆了张维为的人生道路。
在上海一家工厂里担任学徒刚刚满师的他，考上了复旦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毕业前夕又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专司英语口译。两年之后，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张维为被挑选到了外交部翻译室。
渐渐地，张维为了解到，翻译室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担任翻译。
当时的翻译室有二十五六个人，分为英文处和法文处，两个几十平米的大办公室。当时分房很难，外交部的司长们都还住在筒子楼里，连宿舍的床位都没有了，张维为就在办公室的打字间里，一住好几年。他第一次领到的工资有一百多块，比在工厂里当学徒时多了两倍。
进外交部后第一次出国，是去日内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临行前，他领到了出国的置装费，和同事一起到王府井的红都服装店量身定制了一套西服。那时，招牌上“红都”两字后面还有个括弧，括弧里写着“上海迁京”，以显示这家中国顶级西服店的上海血统，这让身为上海人的张维为印象深刻。
当时，出国人员可以领到一个皮箱。如果是冬天，还可以去外交部的库房借一件大衣。库房保管员是一位乐呵呵的大爷，他打量一下来人的身高体重，径直进库房里拿一件大衣出来，尺寸差不多就行，没得挑。大衣都是统一的蓝黑色，毛料。出访结束回国后，箱子和大衣都要还给库房，统一清洗保管。
第一次担任重要场合的翻译，是参与接待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在欢迎晚宴上，副总理万里向外宾敬酒，也向坐在他旁边的译员张维为敬酒。通常，领导人是不会向中方工作人员敬酒的，因而在场的礼宾司长赶快上前解释：“首长，这是中国同志！”性格开朗的万里不理会，说：“怎么，中国同志就不能敬酒啦？！”
经过许多新鲜的第一次，初出茅庐的“小张”逐步成为了翻译室里的骨干。
首次为邓小平担任翻译
“我们的服务对象是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刚到翻译室那天，主任过家鼎告诉张维为的。“总书记啊，总理、副总理啊，还有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老过呷了一口茶，“当然了，还有邓。”
20多年过去，张维为依然记得老过当时的表情——貌似轻描淡写，却又郑重中带着一丝得意。
在翻译室工作期间，张维为曾在多个工作场合见到过邓小平，但第一次直接担任他的英语口译，则是到外交部工作两年以后，1985年的8月28日。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当天上午9点40分，身着浅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步履平稳，身板平直，头发乌黑整齐。已经81岁高龄的他，看起来也就60岁出头。
在拜会邓小平之前，外国元首一般都已经会见过总书记和总理，因而，邓小平一般会询问：“和总书记谈得怎么样？”“和总理谈得怎么样？”“你们看我今天谈什么比较好？”外交部的领导便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们当时经常请邓小平介绍国内形势，特别是改革开放。
邓小平许多关于改革开放思路的阐述，都是在会见外宾时发表的，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惯例。张维为如今回想起来，当年邓小平在涉外场合所谈的，往往是他想对国内说的一些话。但让张维为感到遗憾的是，经过层层把关，那些带有邓小平个性的、生动活泼的话语，往往变得四平八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