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在福建厅里，邓小平和中方人员一一握手后，坐到沙发上，点上他那招牌的熊猫香烟，开始听外交部长吴学谦的汇报。因为当时邓小平听力已经不太好，吴学谦的一些话要重复两遍。按礼宾惯例，中国领导人会见外宾，一般会安排客人坐在主人的右侧，但因为邓小平左耳的听力比右耳好，因此，礼宾司会安排客人坐在他的左侧。
邓小平会见的是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这位桀骜不驯的非洲领导人，1981年访华时曾会见过邓小平，4年后的这次会面，交谈的主题仍是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问题。邓小平从土改谈起，耐心地向穆加贝解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坦率地指出曾经犯下的左倾错误“所带来的惩罚”，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穆加贝似乎还是有一点不放心，他说：“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
这时，张维为注意到邓小平脸上透出一丝不耐烦——这也是他多次担任邓小平的翻译唯一一次看到邓流露出不耐之色。只见邓小平掐灭手中的香烟，习惯性地用食指点向前方，声音响亮有力：“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去克服这些东西的。所以呀，事情并不那么可怕。”
邓小平的第三世界情结
在张维为的记忆里，邓小平虽然是个耄耋老人，但脑子机敏，逻辑清晰，充满智慧。多次担任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已经非常熟悉他平实、直白的语言习惯，同时也领教过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唯一一次没有听懂邓小平的话，碰巧也是在他会见穆加贝的时候。
那一次会见是在1987年2月。邓小平谈到了“失误”这个词，由于发音类似“十五”，整个句子的意思显然连不上，张维为愣了一下。坐在一旁的外交部长吴学谦也是上海人，忙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提醒他“失误、失误”，他才反应过来。
张维为感觉到，邓小平有浓重的第三世界情结。他每次会见第三世界的领导人，通常会说：“我们一定能做好。西方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有一次，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秘鲁人德奎利亚尔，一见面，邓小平就赞扬他：“你干得一点都不比西方人差，你干得比他们更好。”张维为看到，德奎利亚尔的表情既高兴，又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
当时，所有到中国访问的外国元首，都希望能见到这位传奇的政治领导人。在张维为看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是带着朝圣的心情去拜会邓小平。也有一些国家元首是带着问题去向他请教的。有位领导人曾经就越南占领柬埔寨和红色高棉问题征询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直接做了回应，提出了非常有分量的建议。显然，他对这些问题都有过深刻的思考。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层已经有了共识，为了让小平同志健康长寿，要尽量减少他的工作，因此也减少了他的外事活动。会见安排的固定程序是：外宾来访之前，由外交部地区司提出接待方案，报部长批准；外交部再和邓办联系，安排具体时间。一般来说，只要是外交部提出建议，邓小平基本上都会同意会见。
尽管外交礼宾安排严谨，但也有破例之时。1985年9月，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来中国访问。当时的总理赵紫阳在和他会谈之后，对这位独特的非洲领导人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认为他对非洲问题的反思非常深刻。会谈后，赵紫阳对外长吴学谦说：“这个人很有头脑，我建议小平同志见见他。如果你们不方便说，就跟邓办讲是我说的。”就这样，原本并无计划的罗林斯，就有了拜会邓小平的机会。
当天晚上，在钓鱼台国宾馆中，警卫看到罗林斯一直坐在庭院中的小花园里，至半夜三点依然不寐。礼宾司官员给张维为打电话，请他去劝说罗林斯回房间休息：“明天还要见小平同志呢！”
张维为奉命前往。罗林斯告诉他，前几天在中国厦门特区的考察，让他看到中国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让他感慨万千，难以入眠。“我在思考一些问题，明天去见邓先生的时候，要好好向他请教。”
李鹏悄声说：“真官僚！”
进入外交部之前，张维为只去过一次泰国，担任外交部的高级翻译后，他无数次陪伴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走出国门。
1985年7月，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翻译室的英文处处长周文重担任李先念的翻译，张维为则主要负责代表团二把手、副总理李鹏的口译工作。两位领导人的工作也各有侧重——李先念主要负责政治议程以及双边会谈，主管工业和教育的李鹏则主要考察美加两地的核电站、水利工程和教育系统。
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的欢迎晚宴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但让张维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副总统布什。这位70年代担任过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曾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乱转的政治家，当天晚上一身的“Made in China”——中国制的领带、上海牌的手表��他兴奋地向身边的李鹏秀自己身上的中国细节，两人交谈甚欢。
跟随李鹏辗转于美国、加拿大的多个城市，张维为感到他是一位认真而又细致的领导人。他经常在会见外宾前主动向翻译解释一些技术专有名词，帮助翻译做好准备。
在加拿大期间，代表团参观了一个卫星接收中心的高清晰度处理系统。该中心的主任是一位技术专家，介绍得非常详细。在听完介绍之后，李先念主席说：“坦率地说，我一句都没有听懂。但我们在场有人懂，李鹏副总理就很懂。”
当时中国正计划建造三峡水电站，因而此次出访的一个重要行程是考察密西西比河水系上的船闸系统。美国、加拿大的一些公司想参与这一浩瀚工程，主动给中方送来了一些可行性研究报告，李鹏看了几页就摇头说：“这些研究太浅了，对我们没什么用。”
张维为记得有一次随李鹏在埃及参观阿斯旺水坝，陪同他们的是埃及的一位能源部副部长。李鹏问他：“开罗市民用电，一度电多少钱？”这位部长答不上来，便转身问自己的助手，助手也不知道，再问随同的一个官员，也无法作答。李鹏就很小声对张维为感叹：“真官僚。但这个话你不要翻译过去。”
中国模式就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
在外交部给领导人当翻译的特殊经历，让张维为真切地了解到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思路与想法。多年以后，成为一名国际关系学者的张维为仍然深受其影响。在他的新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张维为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模式”的思考。
“我想说的是，西方的模式在非西方国家大都不成功，所以我们的模式胜出了。我觉得我们的国家，不能简单地模仿西方，而是要超越西方。”张维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维为认为，事实上，中国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沿着当年邓小平的思路往前走。“中国模式的一个哲学基础是实践。这也是邓小平的主张，即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