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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他们与科学知识仍有距离，他们距科学精神依然遥远
八年前是板蓝根，今年是碘盐。其间还有白醋、绿豆——从2003至2011年，随着非典、甲流、张悟本与日本地震，这些寻常生活用品一次次毫无预兆地身价飙升。
3月17日当天，全国多个城市绝大多数超市的食盐货架上空空如也。媒体报道，武汉“抢盐帝”郭先生花2万多元买了一座由东风6吨载重卡车才能拉动的“小盐山”。
对这种失去理智的行为，解读不尽相同。群体心理、谣言、不正当得益等等之外，民众科学素养被再次提起。恰逢去年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了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2010年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达到3.27%，而这个数字在2003年是1.98%。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过了七年才增加了一个多百分点。”对这个进步，曾担任《全民科学行动素质计划纲要》起草组组长的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教授不太满意。他以为，即使没有美国那样一年增长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七年时间，至少也应该翻一番才说得过去。
“中国公民的科学素质不仅是低，而且是十分低下。” 王渝生毫不讳言。
中国科普亦曾风流
“养鸽子、养蚕、钓鱼、种树。喜欢自己动手去做，比如将生病的熟蚕腹中还没吐出的丝液，取出来拉长就成为透明又结实的钓鱼线”，82岁的地质学家、科普作家陶世龙时常回忆起在四川山村里的童年生活。
当他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少年周报》上看到教育家舒新城先生写的发刊词《读一本大书》时，他恍然大悟，这本“大书”就是大自然，如果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自然，就能看到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陶世龙为如今的城市孩子感到一丝惋惜。生活环境的改变，孩子们失去了与大自然的亲近感，培养“科学兴趣”显得更加刻意而困难。
“在日本没看到像我们国内一些幼儿园那样有豪华气派的塑胶场地，也不一定有宽阔平坦的水泥地操场。幼儿园大都有沙池、工具、大木桩和各种生活用具或自然物件，户外平地多由细小的碎沙石铺成”，广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学前教育研究室主任李麦浪在三年前参观英国、日本等国的托幼机构与社区后，称最大的感受是孩子们能够“阅读”环境。
对于28岁的南京女孩董嘉来说，大自然的确有些遥远。她是生长在城市中的独生子女，和女性同伴常做的游戏不过是跳皮筋、抛沙包。小学的自然课每周一节，老师有时会带来青蛙让同学观摩。偶尔在户外上课，除了记得同学们放风似地向外疯跑，再也没有其他印象。
从初中开始，董嘉才接受比较系统的科学教育，包括物理、化学、植物等课程。化学实验课程不多，而观察高锰酸钾化学反应的乐趣，被化学女老师一句句唠叨打消：“试管一定要保护好，弄坏一个赔15块钱……”
高中时文理分科，董嘉选了文科，从此和科学无缘。她看到公众科学素养调查问卷的一道题目，“电子比原子小吗”，心里暗暗叫苦，“高中学过的，偏偏忘记了！”
“从历次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来看，中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随年龄增长是降低的。”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素质研究室主任助理张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美国科学促进会于1985年启动的旨在帮助所有美国人提高科技素养的“2061计划”，是将科学素养目标转化成基础教育(幼儿园至高中阶段)的学习目标或基准；而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小学阶段缺乏系统科学教育，而中学又以应试而非兴趣教育方式为主，工作后更少有继续教育的途径。因此，没有培养起真正科学兴趣的中国民众，不容易主动走近科学。
公众与科学的距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科学热潮中曾被拉近——科普作家陶世龙与白领董嘉分别经历过。第一次是在1949年至1956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亟需科学知识。陶世龙参与编纂了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每篇稿费7元钱。应通俗读物出版社要求，他还写了一本两三万字的薄册子，名为《地下有“阎王”吗？》，是专门写给农民看的通俗读物。
第二次科学热潮，出现在1978年“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此时，科普图书重新大量出版，科普出版社重建，科普创作欣欣向荣；上世纪80年代，《无线电》《大众医学》《奥秘》《科学画报》等科普杂志风行，各省面向农村的科技报还积极推动科学种田；《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在1984年进入十大畅销书之列；很多4至8版的综合性报纸也开辟科普副刊或专刊……
“你看看现在，报纸动不动几十版上百版，但是有科技专刊的多吗？”耄耋之年的陶世龙摇摇头说。改革开放后，这些科普专刊由于没有经济效益，很快被健康、电脑、网络等专业领域副刊，或是周末、时尚等娱乐休闲类专刊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