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科”的“老瓶颈”
三十年前，王渝生悄悄地为《北京晚报》《中国青年报》撰写科普短文，从来不敢署真实姓名(《光明日报》除外)，以防单位同事知道后看不起，“就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他甚至坦白，“当时我搞科普的目的就是为了挣稿费。”一小时写成千字文，稿费十块八块，这在月工资只有一百来块的年代很是顶用。依靠着为《科技日报》撰写科技年历，一年下来，他还成为“科普万元户”。
但这些科普作品，在评定职称时如同废纸。如果有人把科普著作列入论著目录，是会被评委会嘲笑的：“你怎么能把科普的东西拿到科研上来？”搞不了科研才去搞科普，科普不过是“小儿科”，算不上个人成绩，如此一来，最有发言权的一线科研人员，即使是有兴趣，也未必能有时间精力进行科普工作。
科普文章的写作难度也是限制。计划明年出版的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希望请“大学者写小文章”，不料有专家在会上坦言，大部分院士习惯了论文写法，很少能写出趣味性强的，还是由专家出个初稿，另请人来写为宜。
“钽的英文‘tantalum’让人想起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之子丹达拉斯在天堂喝水时被戏弄的情景。铌，也就是以丹达拉斯的女儿妮奥比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人们发现这两种矿石经常相依相伴。”这是一本由美国作家写作的化学科普书中的生动句子，类似这样的讲述风格，在美国科学传播书籍及报刊中比比皆是。在中国，像《时间简史》《可怕的科学》等畅销科普书往往由外国科学家写作，因此，有出版社将翻译引入的外国科普著作命名为“盗火者丛书”。
在2008年2月由科学时报社中国科学传播研究所进行的一项以中国科研工作者为对象的调查显示，在两千多名调查对象中，只有35%写过科普作品。而愿意走进社区、图书馆等市民讲堂推广科普的，大多是已退休、白发苍苍的老科研工作者。
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大多没有专门的行政机构从事科学传播工作，科学传播由科学家、出版商、媒体们亲力亲为；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制订《科普法》的国家，科普事业一直由政府主导推进。科普工作的组织和实施多由各级科协牵头组织，行政人员做科普，靠行政指令来推动。
具体到基层社区，科普展板上的内容可能是由一位社区工作者从网上、报纸摘抄而来。而这位社区工作者，或许还负担着新闻宣传、青少年教育等多项职责，是全国157万余名兼职科普工作者(另有专职科普工作者为23.42万)的一员。
“目前国内科普人员队伍很庞大，但是能直接面向公众做科学传播的人员却很少”，科学传播公益团体科学松鼠会的负责人姬十三曾向媒体表示。
在我国，鼓励社会力量及个人捐助科普场馆的财税优惠措施基本没有。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综合性科技场馆和各类基层科普设施常常划归科协、文化、教育、科技等不同的主管部门；科普事业单位资金缺乏、专职科普人员待遇不高、科普场馆千馆一面、场馆重建设轻运营……科普事业自身发展仍困难重重。
有生活更要有精神
“近十年来，科学技术的内容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大量增加了。”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理论研究室主任石顺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神七、天河一号、人类基因组，科技的日新月异被广泛传播；华南虎、苏丹红、三聚氰胺，每起新闻事件都是公众科普的契机。2010年，我国有八成以上公民通过电视、近三成公民通过网络获得科技信息。其中网络一项，比五年前提高了20个百分点。
《十万个为什么》《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等科普著作持续畅销。一千多个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各类科普场馆、18.7万个科普画廊，科普基础设施正一年年增多。在上海的科学商店里，怎样喝水才安全、金鱼怎样养等等生活问题，社区顾客们都可以从大学生志愿者那里得到答案。
2006年，国务院制订《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11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首度列入“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当下中国，可以说是历史上公众接触科普最好的时期。”石顺科说。
1949年以前，中国还没有“科普”一说。尽管如《中国科学技术史》编著者、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所言，中国在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然而，重应用轻理论的研究方式、重政轻技的封建传统观念，加上明清以来闭关锁国，导致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的近现代科学进程，普通民众缺乏接近科学的渠道。
新中国建立后，被纳入政府活动的“科普”一词，一般认为是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普及提高”说法而来(建国后的科学普及局最初亦在文化部属下)。延续了几十年的传统科普活动，从提高民众的劳动生产技能、进而提高综合国力的政府立场出发，多是如扫盲一般自上而下、俯视教化的静态传播。
“传统科普预设了两个不可逾越的等级层次以及施众和受众的固定角色”，200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2000年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将现代科普定义为‘科学传播’更合适。科学技术传播简称科学传播，是比公众理解科学及传统科普更广泛的一个概念，前者包含后者。”
十年多来，“科学传播”这一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接受。科学传播应是平视的、双向交流的、动态的，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更要普及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科学除了有生产力功能，还应当有精神上的教育功能”，王渝生教授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强烈的好奇心、不可遏制的求知欲，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尊重他人、宽容理解，这些都是由科学精神衍生出的人文精神。
然而，时至今日才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大多数中国公众，更关心的还是吃、住、行等知识应用，而不是高深的科技和知识本身。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曾国屏教授举例说，我国公众对医学新进展的感兴趣程度较低，但对健康和卫生保健感兴趣的比例却达到了75%。他将其称为“生活科学”，意指中国公众感兴趣的，是偏向于生活需求密切关联、强调可用和实用特征的科学知识。
具有科学精神的公民，尤其应当具有综合信息、独立判断的理智与能力，不人云亦云，听信盲从。可惜的是，数次抢购风潮及其他社会事件，似乎都在说明，利用“科学”生活的中国民众，“骨子里仍然没有科学的思维和态度”。
陶世龙曾在《人民日报》上看过一则诈骗案的报道。有人把砖头包了层金纸拿出去卖，骗到第13个人时，买家才想到把这个金砖敲开看看。“前面12个人想都没有想到要验证一下，在生活中没有这个态度和习惯，怎么能说有科学精神呢？”
“科学精神的养成、科学素质的提高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我们的积累还不够”，王渝生说，“社会公众主动接触科学的热情，实事求是地说，现在不如上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关心科学、关心科学进展的大氛围还没有形成。”
他曾担任中国科技馆馆长六年。从2001年起，还有旅游团开始来到中国科技馆——中国科技馆在当年被评为“北京新八景”之一。不过，让他难受的是，这些旅游团通常是在游览长城和十三陵之后慌慌张张地赶来。一群人到达时已是下午四点半后，科技馆因五点闭馆而停止售票了。
导游很着急，拼命游说馆长：“不卖票不行啊。二十分钟都可以，让他们进去逛一圈就出来。我们安排了这个景点的。”
尽管“逛景点”这个说法让这位60岁的中国科技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博导感觉有点刺耳，但王渝生想了想，还是决定卖票放行。在业内被戏称为“科普老顽童”的他如此安慰自己，“没办法，愿意进去总比不进去要好吧？” (记者 陈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