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的历史叙述，大多缘起于一个个不经意的细节。
90年前闷热的夏天，一群操着不同口音的人，走进位于上海法租界内的一幢石库门：望志路106号。彼时的他们，在此讨论和争辩的间隙，可能从未想过，这幢石库门及这个门牌号里的一次会议因此彪炳史册，被后人赋予“开天辟地”的意义。
而每一个历史断片，都充满了一个个细碎的影像。这个地点的那些影像，以其所包含的信仰、奋斗和坚持，引发了重大变革和历史激流，打碎其他所有的假设，成为历史光阴中唯一的必然。
我们所要拾取的，就是这一个个细节，以此追寻宏大历史叙事的起点。
【九十年前】到博文女校5分钟 到陈独秀寓所十几分钟
90年前的望志路106号，还是一幢建成不到一年的石库门建筑。李书城和李汉俊兄弟俩租下了106号和108号，在屋后建了个通道，把两套房子连在了一起。
李书城，是当时具有很高政治威望的辛亥革命元老。他的弟弟李汉俊，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者之一。1920年底陈独秀赴广州后，李汉俊曾代理上海发起组书记，与陈望道一起主编《新青年》，凡党内重要之事，多由李汉俊和李达、陈望道、杨明斋等人讨论决定。
而李汉俊为何将会议地点定在自己的家中呢？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倪兴祥看来，最重要的是李汉俊家处于“华洋杂处”的法租界，较公共租界的治安管理更为宽松，且当时李家门前没有平坦的柏油马路，而是蔓草丛生，只有几处稀疏的菜园子，人口密度很低，比较隐蔽。
另外，据资料记载，当时“李公馆”内人员也比较简单。李书城赴外地未归，偌大房子可能只有李书城新娶的夫人薛文淑，以及李汉俊，还有女佣和厨师，他们不会过问开会事宜，有利于保密。
1921年6月，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专栏”出现一条消息，大意是想要编辑《新时代丛书》，意在“普及新文化运动”、“为有志研究高深学问的人们供给下手的途径”……这样的消息不足为奇，关键是消息最后注上了编辑人的名字，其中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夏丏尊等人之名，“通信处”为“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转新时代丛书社”，而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正是望志路的“李公馆”……
很快，同年7月，出席“一大”会议的代表们先后到了上海。其中的“临时租客”，据称是“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住进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同乡之谊，彼此相熟；而且李汉俊的嫂嫂——李书城的妻子薛文淑，据说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
而博文女校距离望志路(今兴业路)的“李公馆”，只有200余米。据记者步测，只需步行不到5分钟，便能到达。
会议的另一主要筹划人和组织者李达，当时住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寓所，即今天南昌路100弄2号，与“李公馆”也只有十几分钟脚程。代表们彼此间聚会、商讨，互相照应起来，很是方便。一切就此水到渠成。
【九十年来】一幢石库门，见证时代发展
1922年，李家退租他迁，这一幢石库门被其他居民租用，后来在楼下开设商店。1951年，经多方勘查确认，昔日“李公馆”被辟为纪念馆。之后逐步按原貌修复，室内布置和装饰也按当年式样仿制。1961年，国务院公布一大会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那时候的一大会址，“只有工作人员值班，极少对公众开放。”一大会址的“老邻居”张建伟说，他的童年，便是在树德里度过。据他回忆，重要外宾总是在晚上来参观，“整个弄堂被探照灯照得很亮”。
今年，为迎接建党90周年，一大会址纪念馆特意召开了包括国家文物局、上海市文物局专家在内的研讨会，共商修缮方案。以往，是用石灰等将外墙面涂掉，然后重新划线、嵌缝，让外表呈现出砖块的形状。但这样“看起来太过整齐划一，有点像舞台布景”。这一次的修补材料，用上优质石粉，工艺上做成有凹凸的效果，更加接近了上世纪20年代的历史原貌。
从1985年起就在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的倪兴祥，称自己为“一大会址的守门人”。他在馆的27年，见证了纪念馆从当年的狭小局促，逐渐发展到如今的红色旅游胜地，这期间的变化耐人寻味：
改革开放之前，一大会址纪念馆建筑面积900平方米，陈列厅的面积仅有90平方米，没有恒温、恒湿的陈列条件，很多搜集来的珍贵文物 “养在深闺人未识”，担心一拿出来就要发霉、烂掉。展示手段更是有限，“除了照片就是照片”。接待条件捉襟见肘，很多单位申请来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没有场地，只好婉谢。
1998年，一大会址纪念馆实施了扩建工程，在原址的西面建造了新馆，面积扩大了4倍有余，还全部安装了中央空调。更重要的是，“可看性大增”，展出文物75%以上都是原件，包括李大钊用过的英文打字机、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等珍贵文物。纪念馆的进门处，就是宽敞明亮的大厅，可供举行入党宣誓等仪式，此外还配有多媒体报告厅等。
纪念馆的历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曾经引起国内外关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与会者有13名，但在改革开放前，展示出来的与会者照片只有8位，其余的5位由于在历史上选择了不同道路而未能展出。1986年，时值建党65周年，进馆不久的倪兴祥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根据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应该还原历史，将13名代表照片全部陈列出来。“当年‘一大’的参会者，都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和热情，都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经报批同意后，将13位参会者的照片全部展示了出来。虽然当时照片的大小、排列仍然有所区分，但这一改变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1999年搬进新馆，展出的13幅代表照片，尺寸大小完全一致，而且排序按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的先后顺序。“从8幅照片到13幅照片，看似细微的变化，折射出我党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倪兴祥不无感慨地说。
【九十年后】红色旅游和时尚旅游交融
“红色旅游红火之处，往往也是多元文化结合之地。”倪兴祥说。
不久前，他参观访问了一些全国著名的红色旅游景点。在他看来，如井冈山，既可以了解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还能领略秀丽的自然风光，是红色旅游和绿色旅游的紧密结合。而一大会址和新天地，则是“红色旅游加上时尚旅游”。
2001年，新天地项目在一大会址毗邻而建。倪兴祥说：“当年先驱们在这里创建共产党，后来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目的都是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
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一大会址和新天地的“混搭”，发挥了两处各具特色的旅游景点之间的协同效应。
新天地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客观上增加了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参观人数，尤其是外国参观者人数。在改革开放之初，纪念馆每年接待的外国参观者不过两三千人，去年外国参观者达到42000人。而慕名来参观一大会址的游客，也可以到隔壁的新天地领略时尚文化，一举两得。
同时，新天地整体保护的旧区改造理念，事实上也为一大会址提供了一个更为协调的环境。“倘若在这边地块上盖起高楼大厦，一大会址纪念馆就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建筑。”倪馆长说。在实际操作中，为了避免商业氛围干扰到一大会址的肃静，纪念馆管理者与新天地管理方达成共识，广告和商业活动绝不能越入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地界。
从2005年前后，红色旅游在全国各地兴起，井冈山、延安等地的革命旧址都建起了先进的大型纪念馆。和它们一样，一大会址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实物见证之一，穿越九十春秋，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参观者前来追寻历史的脚步，直至更远的明天……(记者 王丽好 孔令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