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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楼林立、企业云集的北京，把中共党的组织引入楼宇商圈中的尝试从两年前就已开始，其背后是基层党建“弱化”的现实以及执政党从行政化走向社会化的努力
本刊记者/王维博 文/娄艳雪
上午9点刚过，送走几个来访的客人，又草签了一份合同之后，40多岁的刘秀福匆匆赶往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街道办事处。
刘秀福是北京冠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会主席，这是一家私营企业，但他还有一个身份——冠京写字楼的中共“楼宇书记”。
一个月以来，为了迎接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刘秀福带着手下的党员先后5次参加街道社会工作党委组织的大合唱排练，届时将参加比赛，“比赛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楼宇党支部的首次亮相”。
“边缘化”困境
2010年，中央组织部曾召开党内统计专题新闻发布会，公布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7799.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379.2万个，比2008年增加7.4万个。有43.8万户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了党组织， 1.2万个社会团体建立了党组织。
“党组织的迅速扩大，并不代表其作用一定到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公共行政学专家竹立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事实上，随着中国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党建方式正面临着新挑战。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部分党组织和党员所发挥的具体作用逐渐弱化甚至消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郑长忠曾撰文论述基层党组织“边缘化”现象。
郑长忠提出，改革开放之后，在城市，原先政治、经济、社会一体的单位组织日益被功能专业化的组织取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日益脱离出组织的空间，回到社会。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摆脱了公社组织的束缚并逐渐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成为原子式的个体。“组织对人的控制日益减弱。”主要表现为党组织空缺、党组织空转和党组织合法性基础的丧失。
此类“弱化”现象对于国润商务大厦党委书记任秀琴来说体会尤深。2008年底成立中共党委之后，她第一件工作就是摸底。现实的变化令长期在机关从事党务工作的她感到吃惊。
“名义上叫党委，事实上没有一个党员关系在我这里。”任秀琴说，32层高楼，几百家企业，到底有多少党员，她并不知道。
8月份，街道工委和组织部先去打头阵，在大楼物业配合下去挨家“摸底”，“基本是企业自己报，报多少算多少。”当时统计上来有65个党员，而且大部分是“口袋党员”，有的连组织关系在哪儿都记不清了。
就是在这次正式扫楼中，任秀琴体会到了“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讲，事难做”这些经常在政府机关办事才会遇到的尴尬。
“走进企业大门有前台小姐挡道，老板明明在，她讲不在。刚想跟她聊上几句，她一脸不耐烦地对你讲，很忙、没空，下次请你先电话预约。”任秀琴说，也有企业老板认为这是在搞形式，搞“花架子”。有半个多月，任秀琴每天都徘徊在大厦楼道内。
现实的尴尬恰恰说明了中共党建工作的薄弱点。长期以来对党建的陌生让企业和党员们产生天然的疏离感。任秀琴说，从老板来讲，你把党员身份调出来，今儿开会，明儿开会，会不会影响生产？对党员个人来说，他们说不定在这儿待多久，党组织转来转去的很麻烦，另外担心一旦被组织找上了，事儿太多，影响工作，要交党费，还要捐款捐物。“大家想的都很现实，最主要是怕麻烦。”
她决定打“资源牌、服务牌”，动用政府的资源先帮企业干上两件实事。任秀琴说，当时大楼内一家名叫圣路律通科技有限公司的老板说，他们做进出口贸易，希望在国税部门申请一部发票机但很久申请不下来，“我们了解情况之后，通过街道办，协调国税部门，很快就帮他把问题解决了”。
这件事很快在大楼里传开来，任秀琴借机带着街道办的工作证，印了上千份“需求调研”，以提供免费服务的名义打开了一家家大门。
几天工夫，任秀琴又“抠”出了6个党员。她把这71个党员聘为企业服务联络员，并且按楼层分布，先后成立了24个党支部。
任秀琴开始变着花样吸引楼里的年轻人，每到企业员工过生日，她总会主动送上生日贺卡，企业有什么困难需要她帮忙也从不推诿。“开会都买上吃的喝的。出门搞活动，门票、租车都由党委出钱，还给每个人买一堆面包、香肠等”。
“一个楼的党组织建立起来上级给四万，不够街道办负责补齐。” 任秀琴说，党委有经济后盾，组织活动并不缺钱。
回归新路
上述专家郑长忠认为，作为执政党，中共必须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对社会进行整合，实现对社会的领导，从而为执政服务。但由于中国社会发育的先天不足，客观上需要通过政党力量对社会整合，帮助和培育社会力量的发育与成长，才能实现社会的稳步发展，并在社会发展中推动政治的发展。
面对挑战，中共唯一的选择就是推动基层党组织的自身转型，在新的条件下构建党组织整合和动员社会的新机制、新基础、新体系。
近年来，各地相继出现的市场党支部、外企党支部、网上党支部、手机党支部、农民工党支部、农产品党支部等，都被学界看做是传统党建工作的转型。
中央党校党建专家王贵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和确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共以党的基层组织为轴心单位，重新组织和整合了中国社会，但在新形势下，传统的党建方式显然不适应。
重新获得或加强社会整合的能力需要执政党从行政化向社会化“回归”。王贵秀认为，加强社会管理对于政府而言，首先是要加强服务，不是一味强调控制。
“党要放权，包揽了政府的权要给政府放回去，包揽了社会的要给社会放回去。政府也要放权，包揽了社会的权利放回给社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政党本位，国家本位，走向社会本位，就是党委和政府逐渐放权，社会的权利越来越发展和丰富，社会自我管理。”
王贵秀建议，党组织应该花大量的精力去调查研究，去提出问题，然后向人大去提建议，通过立法，变成国家意志，而不是具体事物管得太多。
专家的观点也获得了任秀琴的认同，“体制内党组织管理与楼宇党组织管理模式完全不同，得尊重楼宇企业的特点，维护楼宇企业的利益，为楼宇企业党组织服务，才能调动各方积极因素，真正使楼宇党组织吸引人。”
如何在回归过程中掌握主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建议，基层的党支部应该引导社区基层自治，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是基层党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不是干涉，也不是直接参与，而是引导。“通过各种各样的自治组织，引导宣传党的政策。”
竹立家希望，基层党组织能在这种互动中积聚社会资本，最终实现与社会良性互动，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同时也为党组织的政治资源、价值权威再造奠定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