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揭开了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的帷幕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由于思维惯性和长期极“左”思潮的钳制，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并没有随之结束，对毛泽东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没有得到清醒认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即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严重危害，用邓小平的话说，则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继续贯彻下去。按照“两个凡是”，冤假错案不能平反，拨乱反正难以进行，改革开放等新政策更无从提出，“文化大革命”就要以另外的形式继续进行。用当时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飙的话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被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的做法，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党内外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就有人批评：“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1978年5月18日，在中央召开的部分宣传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这篇文章被指责为：“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各种纷至沓来的指责使得参与这篇文章写作和修改的人面临巨大压力，以至有人做了去秦城监狱的准备。
正当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遇到严重阻力的关键时刻，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对这场讨论给予明确支持。他提出：“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7月21日，邓小平又特地找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8月13日，他在同最早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同志谈话时说：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8月19日，他在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由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强有力支持，这场讨论发展成为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全国性的群众大讨论，促进了全党思想的大解放。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郑重提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最根本的历史意义是冲破了“两个凡是”、个人崇拜的禁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实现党和国家伟大历史性转折的思想先导。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揭开了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的帷幕——邓小平理论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开始酝酿，并逐步形成、发展和最终确立起来。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有力回答了一系列困扰人们多年的重大认识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西方国家加紧了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争夺和渗透，中国面临捍卫并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国内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的相继发生、西方敌对势力实施的“和平演变”攻势、改革开放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暴露、发展中遇到的暂时困难等等，也使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发生困惑，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股借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名，否定改革开放，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左”的思潮的乘势而起，造成新的思想僵化，给我国改革发展造成了严重干扰。
这种“左”的思潮的集中表现是，凡事皆问姓“社”姓“资”。比如，有的人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一直坚持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思路提出批判，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主张放弃市场经济，重新回到以前计划经济时代。一时间，国内思想界非常混乱。在这种沉闷的思想气氛之下，报刊舆论对“改革开放”的字眼噤若寒蝉，尽量少用或不用，很多人不再敢于理直气壮地提改革开放了，在一些地方和领域改革开放甚至出现了停顿和倒退。在这样的形势下，能不能在国内外的压力和困难面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能不能抓住机遇，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成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党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再次挺身而出，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从根本上拨正了中国发展的航向。
事实上，早在1989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1991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提出：“改革开放还要讲，……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根据邓小平上海谈话精神，《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4篇以“皇甫平”署名的评论文章，转述并进一步发挥了邓小平谈话的内容，文章直截了当地批评了由姓“资”姓“社”争论造成的“新的思想僵滞”，号召人们解放思想，“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但这些文章发表以后，遭到了持“左”的观点的人的“围攻”，他们仍然主张凡事要问姓“社”姓“资”。正是在此情况下，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开始了历时35天、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南方之行”，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在科学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以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有力地回答了多年来经常困扰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一系列重大认识问题，澄清了前进道路上的迷雾，促进了全党全国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正是在“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导下，通过党的十四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才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党的理论创新也在前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创新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党的十四大以后，我们党继续推进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又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其中，科学发展观倡导的“以人为本”理念，是对传统发展观的重大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体现了人民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整合为一个科学的体系——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新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
(曹 普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