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差距的问题不能等，等到问题多了，再想改，也改不动了
薄熙来说，我们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马上有人讲，这当然好，但急不得，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要沉住气，慢慢来，要等到经济实力做大才能解决，现在还不是时候。总之，好是好，但先别办。还有人讲，抓“共同富裕”会影响效率，贫富差就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你共富了，就没动力了。还有人讲，低工资正是咱中国的比较优势，不能丢，否则会造成资本外流。甚至有人批判：你这是走“回头路”，是要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
薄熙来说，尽管聪明人很多，帽子也很多，但解决差距的问题还是不能等，等到问题多了，再想改，也改不动了！即使下大决心，那时要付出的成本也会大得多！现在解决“三个差距”为时不晚，如果真正到了“两极分化”，那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存在决定意识”，到那时候，有了10%或者20%的既得利益者，再加上他们属下的“精英”，你和谁去讨论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其实，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就谈到了走向共富的时间问题。他说：“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离2000年已过了10多年，确实到了应认真研究共同富裕的时候了。
大家关心“转变发展方式”，我看缩小差距、共同富裕是最为关键的
薄熙来说，现在到处在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转变什么？怎么转变？什么时候转变？看法似乎并不一致。我以为，转变发展方式的要害，就是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就是从以出口、投资为主转到以消费为主，改善民生，拉动内需。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突飞猛进，很成功，了不起，但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优惠政策+廉价劳动力”，沿海搞开发区，吸引外资，“两头在外”。当年很正确，很必要，但今天的形势已经不同了。30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全国人均GDP大幅增长，物价也大幅上涨，而农民工收入增长有限，劳动力开始回流。农民工劳动力价格被低估，利润被外企拿走，内地与沿海差距在拉大，大家关心“转变发展方式”，我看缩小差距、共同富裕是最为关键的。
薄熙来说，单靠市场不可能自动实现共同富裕。欧美搞市场经济二、三百年了，可谓十分成熟了，但到现在也没有自动修复。从几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国看，德国70%最贫穷的人口只拥有财富总额的9%；英国10%最富有的家庭占据私人财富的44%；美国20%的富人占有50%的财富，而千分之一的顶尖收入者掌握了美国10%以上的财富。这能说明市场可以自行修复吗？西方国家崇尚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出现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它们并非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现在出现分配不公，加上灰色、黑色收入差距，会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紊乱。市场不是万能的，要同时发挥政府的作用，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加以调节。
缩小三个差距，不是不能干，只要真想干，下实劲儿干，就可以一年一个样
薄熙来说，有人说，重庆缩小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是在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走“回头路”。其实正相反，这是新时期的一项大探索、大改革，也是大发展。中国发展到今天，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如果我们能成功地跨越许多拉美国家经历过的“中等收入陷阱”，真正实现共同富裕，那将是了不起的，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小平同志曾强调：“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显而易见，小平同志是把共同富裕看做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头看看重庆这些年干的事，如公租房、土交所、户籍制度改革……都是改革，落脚点都是共富，怎么能叫“回头路”？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还未实现过“共同富裕”，而未曾实现过的理想又谈何“回头路”？我们缩小差距、促进共富，既注重公平，也注重效率。有些人把共同富裕说成是“大锅饭”，而现在一些人住豪宅、开跑车，吃山珍海味，整天胖得发愁；另一些人却为生计四处奔波。把“共同富裕”和“大锅饭”相提并论的人，看来需要做点最基础的社会调研。事实证明，缩小三个差距，不是不能干，就看想干不想干。只要下决心，真想干，下实劲儿干，又能干到点子上，就可以立竿见影、一年一个样。刚才奇帆同志讲了，我们只用了3、4年的时间，就集中力量干了很多缩小差距、促进共富的“大事”，真是应了小平同志所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抓共同富裕并不耽误发展，还促发展，共富与发展是良性互动
薄熙来说，有些人担心，追求共同富裕会耽误发展，主张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其实，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仅可以兼得，而且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重庆这几年抓民生、促共富，不仅实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发展也增势强劲。这说明，抓共同富裕并不耽误发展，还促发展，共富与发展是良性互动。人民群众得到实惠越多，生产积极性就越高，责任意识、创新意识也越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也就越好。2007年至2010年，重庆GDP连续4年保持15%左右的增长，去年是17%；人均GDP 3 年连续迈上了2000、3000、4000美元三个台阶；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去年增长近49%。利用外资2007年10亿美元，今年预计100亿美元；对外投资去年50亿美元，居全国第一。通过实施“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山区农户过去一年增收1000元，去年达到3000元。调查显示，拥护党长期执政的人数比例达到了98%，比2007年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群众安全感指数、社会和谐稳定度、民生满意度、幸福感指数均大幅上升。
把“死资产”变成“活资源”，让它流动增值，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薄熙来说，这次市委、市政府出台的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12条决定，经过了市委常委会反复推敲，人大、政府、政协的同志都贡献了很多智慧。刚才奇帆同志作了详细说明，我都赞成。首先，就业是民生之本，要鼓励创业。微型企业成本低、带动力强，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要积极扶持。“安居”是人们的基本需求，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住房，“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有的群众感叹：“三十好几难拜堂，只因至今没买房。”当年，共产党打天下靠的是土地革命，从而“唤起工农千百万”；现在坐江山，就要给老百姓盖房子，实现“居者有其屋”。盖好了房子，老百姓心里踏实，社会自然就稳定。重庆大规模建公租房，而且是花园式的，生活和健身设施一应俱全，不少同志看后鼓励我们，说这是“一大善举”。
薄熙来强调，要落实农民的产权，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现在看，农民的土地、林地、房屋等产权不够明晰，一定要明晰产权，把这些“死资产”变成“活资源”，让它流动增值，帮助他们致富。重庆虽是直辖市，但农村占比大、农民人口多，此事意义重大。我市有47万农民居住在高寒偏远山区，要加大生态移民和扶贫移民的力度。在移民搬迁中，农民每户的土地流转收益、宅基地复垦后的“地票”收益、房屋拆迁补偿加在一起，一般都超过13万元，不需花钱就能住进宽敞明亮、功能齐全的新房。要使路、水、电、气、污、讯等实现“六通”，要配齐广场、学校、卫生室、书屋、便利店，使他们尽快实现脱贫致富。
要提高初次分配的水平，将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目前的40%提高到50%以上
薄熙来说，要提高劳动分配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按照国际惯例，国民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般是50%以上，而重庆只有40%多一点。锦涛总书记提出，“要通过深化改革和完善制度促进收入分配公平，逐步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我们要积极推动改革，努力将这个比重由40%提高到50%以上。要发挥好企业工会、职代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的作用，人大和政府也要加强法规、规章的制定，为工资集体协商提供制度保障，这也是重大的民主建设。薄熙来说，重庆创新国有企业运行模式，使国有经济规模从2002年的1700亿增加到目前的1.5万亿，总量居全国第4。重庆国企已成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经济力量，为政府扩大民生支出提供了巨大的财力空间。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只有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要继续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缩小差距中的重要作用。
农民工是很能吃苦、贡献很大的产业大军，要拆除“户籍”围墙，让他们享受城里人的待遇
薄熙来说，当前，重庆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也直接关系到农民工的命运。农民工是很能吃苦、贡献很大的产业大军。重庆有农民工800万，在主城工作5年以上的有70多万人。他们为城市建设付出了汗水和心血，却长期享受不到城市的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权益。讲“城乡统筹”，不能只是挂在嘴边讲一讲，只是给农村多投点资，那样50年也“统筹”不起来，需要从根本上想办法。重庆的实践说明，户籍制度改革是副特效药，仅用一年时间，就有200多万农民转户进城，穿上了城里人的“五件衣服”，同等享受了就业、医疗、教育、社保、住房等5种待遇。与此同时，减少农民后的农村，人均产值和收入都相应大幅提升。改革开放30年，农民工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已到拆除“户籍”围墙之时了！
重庆不仅要建设开放高地，还要建设道德高地。要照顾好农村“一老一小”
薄熙来强调，重庆不仅要建设开放高地，还要建设道德高地，而且要把二者结合起来。那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是“以人为本”。要照顾好农村“一老一小”，尽我们的一份孝心。我市农村“空巢老人”有200多万，得不到很好的照顾。几千年来，孝敬老人，赡养老人，都是中国伦理道德基础性的准则。要在农村建立“空巢老人”帮扶体系，加快农村养老院的建设。还要把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实实在在地建立起来。目前，农村有留守儿童110多万，他们缺乏家庭温暖和父母关爱，吃喝营养是问题，学习教育更是问题。青少年成才，是父母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责任。我们要为这些孩子多做些实事，这也是为中国未来50年的竞争力着想。
只有共产党人以彻底唯物主义的勇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把“共同富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越性。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提出，“新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毛主席在建国之初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涵，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薄熙来说，江泽民同志讲“三个代表”，其实每个“代表”都和共同富裕紧紧相连。“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促进共同富裕，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基础也是共同富裕，因为共同富裕和两极分化是不同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对立的文化现象。私人占有、两极分化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落后的文化，而共同富裕是人民大众的、充满朝气和正义的文化，所以是先进的文化。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言自明，当然是共同富裕。西方从英国1640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走向近现代已有370多年历史，他们引以为豪的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但就是不提“共同富裕”这个涉及人类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根本问题。只有共产党人以彻底唯物主义的勇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把“共同富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正像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宣言的：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之路！我们坚信，迟早有一天，全人类都要走上这条共同富裕之路
只有在共同富裕的“沃土”上，才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都在强调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个“发展”同样扣紧了“共同富裕”，因为科学的发展，全面的发展，自然包括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各个地区共同的发展。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生活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健康发展和全体国民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说到底，和谐不是“管”出来的，而是“培育”出来的。就像种树，必须挖大坑、施好肥，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共富。如果一个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不但没有和谐，还会问题多多。“公道行,人心平,天下宁”，共同富裕是培育和谐社会的“沃土”，在此基础上，才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市委常委何事忠、马正其、徐敬业、刘光磊、陈存根、翁杰明、吴政隆、徐鸣，部分老领导，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党组成员，市纪委常委、市委巡视组组长、市高法院院长、重庆大学校长以及各区县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党员副秘书长，市级各部门党员主要负责人，部分大型企业和高等院校党委、党组书记等共400多人，出席和列席了会议。会议还专程邀请了全国知名专家学者李慎明、纪宝成、李捷、许志功、梁柱、李崇富、胡长水、李希光、崔之元出席。(记者 肖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