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项目】
狩猎费用可反哺生态保护
新京报：中国大陆还有哪些地方开放了国际狩猎？
刘国烈：1987年，我帮助在甘肃开放了盘羊的狩猎；1990年，新疆也开放布尔津的盘羊狩猎。1992年，四川展开水鹿的狩猎。1993年，陕西开放羚牛的狩猎。
我曾经帮助很多国际猎人在中国狩猎，他们中有大使、医生、阿拉伯王子，都是全球各地最有钱的人。当然另外也有普通人。
新京报：到底什么是“运动狩猎”？它和其他狩猎有什么不同？
刘国烈：运动狩猎只狩猎年老的雄性动物，它们往往带有很大的角和鹿茸。而在其他方式的打猎中，主要的目的是获得肉。两种方式的打猎，都需要在政府定义下的“狩猎季节”才能进行。
新京报：运动狩猎的猎人们一般狩猎什么动物，里面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刘国烈：岩羊是最受欢迎的动物，猎人们只愿意打年老的雄性动物，因为它们带有更大的角。雌性动物是可以生育下一代动物的，所以猎人们不会打雌性和幼年的动物，保证种群可以繁衍。每个国家的渔业和野生动物机构会制定各自的游戏规则和规范。
新京报：为什么有人说运动狩猎对野生动物保护有利？
刘国烈：运动狩猎猎人们只打年老的雄性动物，但却愿意为当地的野生动物机构支付高昂的费用。在中国当地，打到猎物后，猎人们会给当地支付10万到15万美元的费用，其他的一些费用加起来，这个费用还会翻倍。
新京报：这么说是否有证据可以证明？
刘国烈：狩猎只能针对种群丰富的动物，以保障少量的狩猎不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这是要绝对注意的。事实上，我们目睹到，在中国，狩猎的开放极大地增长了种群的数量，甚至令其翻倍。这是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告诉当地人，开放狩猎后，外国人愿意花一大笔钱来打一点点动物，这可以给他们带来经济收益，以此再来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如果可以保护好动物种群的繁衍，相比当地人此前的打猎吃肉，这将给他们带来经济上大得多的实惠。
狩猎费用的一部分，直接给了当地居民和当地政府，政府也有了钱能够在当地雇用向导。狩猎者还可以在别的方面给当地经济带来效益。
中国政府部门已经在狩猎区做了多次调查，发现开放狩猎区域的动物种群增加了，这无疑是和当地人见证到保护野生动物能带来的经济收益有关。
【讲生态】
林业部门应投入更多资金
新京报：有人提到，中国的生态系统特别脆弱，并不适合狩猎，你怎么看？
刘国烈：如果是严格控制下的少量狩猎，对生态系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很多动物研究和调查都证明，狩猎不会影响动物种群数量，而在几乎所有的研究中，都发现动物种群事实上是增加了，就因为狩猎让当地人得到了更好的训练，来保护野生动物的种群。如果没有狩猎提供的收入，当地人很少有动力和意愿去保护野生动物。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应该更进一步开放国际狩猎？
刘国烈：是的，我认为中国应该像美国一样利用狩猎。在美国，很多州政府的收入依赖于销售狩猎执照，才能有能力进行整个野生动物保护项目。狩猎费用可以增加林业部门的收入，更好地进行野生动物保护，控制非法打猎和偷猎。
我觉得中国林业部门也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野生动物研究。主管部门也应该给当地政府更多的权力来处理狩猎。在美国，大部分的规则是由州政府的司法机构自己制定的。每个州政府都监管着自己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有着自己的政策和规则。联邦政府仅仅是保护珍贵和濒危灭绝的野生动物。
新京报：在中国国内，除了动物保护组织之外，中国民众还有很多担心，哪怕国际狩猎可以推动野生动物保护，但在实施过程中，其产生的收益可能会被信息不透明、收入的挪用等抵消。
刘国烈：很多的这种动物保护组织花了大量的钱在旅行和食宿上，这些钱要比花在他们所说的帮助当地居民的钱多得多。狩猎在中国经济中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动物保护者应该关注更重要的领域。
新京报：在美国，谁来监督狩猎？狩猎费用怎么分配的？
刘国烈：美国渔业和狩猎部门监管全美的狩猎，收入由狩猎部门控制，用于部门的运营，他们也将一些收入用于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
新京报：你提到美国有超过2000万的猎人，他们都是什么人？在哪儿狩猎？
刘国烈：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从10岁到老年人都有。年轻人必须通过狩猎和安全规范的考试，才能获得为期5年的狩猎许可证。在加州，州政府发放了50万份许可证，在得克萨斯州更多。野生动物是一个可再生的资源，在自然中，它们变老后就会死。
在美国，猎人在私有或公有的土地上都可以狩猎。美国的猎人数量是最多的，在世界其他地方，我相信大多数的猎人都不是运动狩猎猎人，而是为了进食动物的肉，如鹿、公猪、野鸭、野鹅等。 本报记者 金煜
